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可兑换的时间边界初探

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可兑换的时间边界初探□李李红（一）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可兑换的方式选择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１８１个成员国中，已有１３３个走完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历程。就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已全部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可兑换；发展中国家则有约...     

马克思地租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租金研究——以平台资本为例

正如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取地租,资本主义平台资本则通过对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占有与控制获取数字租金.劳动时间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尽可能多地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是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由数字剩余劳动创造并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数字租金具有与地租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因此,打破平台资本基于时间的经济竞争逻辑、规范平台资本对数字租金的攫取行为是构建开放、安全、健康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应有之义.     

生产力发展、时间节约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以时间节约为桥梁使生产力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了内在一致性。生产力的发展可使生产单位商品的劳动时间缩短，劳动时间的节约等于自由时间的增加，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新一轮的时间节约。     

对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分析

目前，我国一方面存在大量的资本流入，另一方面存在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一现象意味着我国现行的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已经大大降低，表明我国放开资本项目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提前释放了一部分。放开资本管制，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已成为必然趋势，实现与否仅仅是时间问题。     

试析中国开征托宾税的意义

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E1益增长，而我国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趋势也日渐明朗，在我国目前金融体系还比较脆弱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威胁到我国的金融安全。这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严峻挑战，通过加大短期资本流动成本的托宾税一方面可以抑制其流动性，另一方面也将为健全我国国内金融体系赢得宝贵的时间。     

费用化和资本化的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研究

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的产生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可以帮助企业规范研发活动和会计处理,充分运用财税政策享受税收优惠。首先,梳理了研发费用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以及分析了形成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的根本原因。资本的增值属性以及会计准则是产生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的内在原因;研发投入是研发费用资本时间必要原因,企业发展战略是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存在的现实基础。其次,分析了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的影响因数,并进一步推导了资本时间价值率的影响因数,推导出资本时间价值率与扣除率和摊销年限分别成正向相关和反向相关的定量关系表达式。最后,探讨了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率及其税收筹划的应用,建议企业采用最高的扣除率以及更短的摊销年限,遵循研发费用资本时间价值规律,在企业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开展税收筹划,此外还探索了资本时间价值率对研发费用资本化和费用化的扣除率的影响,证明为了平衡资本时间价值率,资本化的扣除率(加计扣除率)等于费用化的扣除率(加计扣除率)加上由于社会平均资金成本率引起的扣除率,并建议政府考虑到资本时间价值率的影响出台差异化的研发费用扣除率或者加计扣除率。     

关于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思考

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我国实现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外汇储备稳定增长，为资本项目的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我国可以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进程。     

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能给我国带来哪些利益，目前是否具备完全自由兑换的条件，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些粗浅的认识，以期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     

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三个通约--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资本自由流动与控制理论评析

在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的时代，资本流动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各国在获得资本资源方面的竞争，也因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而变得空前尖锐。一些经济转轨国家为把资本控制在国内，实行资本控制的政策。一些研究经济转轨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一国的资本市场     

澹序渐进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可兑换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各个国家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看,资本流动自由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整合和金融产品的创新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出了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     

数字化生存方式与自由时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立足物质资料生产活动,马克思主义将人类时间划分为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和生理时间三种类型。文章在深入剖析时间结构在三大社会历史形态中不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数字技术蓬勃发展造就了包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于一体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人类自由时间的量、度、质在这种生存方式中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时间结构的变化蕴含了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形态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向“自由个性”阶段转变的可能性。数字化生存方式的社会主义转变有助于人类的自由时间回归其发展本质。基于唯物史观原理,这一社会经济关系转变提出了三方面要求：在生产力层面,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自由时间量的扩充;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通过法治和行政手段明晰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之间的界限;在思想上层建筑层面,以正确的时间观、休闲观、消费观引领自由时间质的飞跃。     

公共投资决策过程中社会贴现率的确定

社会贴现率的确定是决定公共投资项目能否正确取舍的关键环节。现有的两种方法－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方法和社会时间偏好率方法，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得到社会贴现率，但都不甚理想。而市场利率由于在偏好揭示、利率形成、风险报酬等方面的缺陷，又不能直接替代社会贴现率。所以，现实的选择是：以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方法为指导，设法算出人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及税收的影响，再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算出社会贴现率。     

政治资本的收益随市场化进程增加还是减少

本文以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5）的数据为样本,选取党员身份为政治资本的主要衡量指标,借助于政治资本与市场化指数的交互项和时间效应比较模型,研究了政治资本的收益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资本的收益总体上呈现出减少的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政治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就业途径的选择来实现的,而该机制在市场化进程中作用的削弱可能导致了政治资本收益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政治资本的收益随市场化进程增加还是减少

本文以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5)的数据为样本,选取党员身份为政治资本的主要衡量指标,借助于政治资本与市场化指数的交互项和时间效应比较模型,研究了政治资本的收益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资本的收益总体上呈现出减少的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政治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就业途径的选择来实现的,而该机制在市场化进程中作用的削弱可能导致了政治资本收益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论可持续发展前景下的自然资源价值问题

到目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才开始有所认识，自然资源的价值决定问题又困扰着人们，现有的价值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是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创新。自然资源资本的价值的量决定于再生产该资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和社会对自然资源投入的价值。自然资源资本的价值的质决定于该资源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对人类社会的效用，其价值具有内在性，确立自然资源有价值的观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能够促进人们将经济目标人追求劳动生产率转变为追求资源生产率，能够促进现存在商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化，促进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形成。     

知识资本的来源、结构及其积累与补偿

知识资本是由知识转化而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转化为知识资本，只有“Knowledge How”和“Knowledge Who”中最核心的部分才能转化为知识资本。知识资本是由具体知识资本和非具体知识资本构成的，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本，其积累与补偿的规律是不同。     

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与和谐就业

开发个体的"自由时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条重要途径,而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解决就业问题时树立和谐就业观,因而开发个体的"自由时间"就成为促进和谐就业的重要手段。     

价值规律新说

本文对价值规律的传统认识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计量劳动量的尺度应该是知识使用量而不是劳动时间，商品价值应该由最新知识而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现实的价格运动中心应该由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而不是资本的力量决定。     

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减少内幕交易吗？——基于沪港通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一方面，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可能引发高频投机交易等金融风险问题。本文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启动为背景，利用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资本市场开放短期会引发内幕交易可能性显著上升。对于具有较高透明度、较好治理水平和较严监管环境的公司而言，资本市场开放助长的内幕交易会受到一定遏制。本文研究为推动资本市场开放进程和治理水平协同发展理念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