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

数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面临的一个新课题．论文对数量经济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认真剖析，指出：数量经济学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质的分析的基础上，融经济学、数学、统计学、信息科学于一体，以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研究经济现象内部的数量表现、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既是一门基础性理论与方法论学科，也是一门发展中的综合性交叉应用学科，是经济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及专业发展问题研究

数量经济学是我国所特有的一门学科,是数学化和实证化的经济学。由于数量经济学缺乏自己独有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因此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学派。如果说20年前建立数量经济学科和专业是为了重视和加强我国经济学中的数量研究,那么现在我国经济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已经显现出一个强烈的结合态势,即理论研究需要数量分析和实证检验,数量分析和实证检验也需要理论分析来支撑。因此现在我国的数量经济学应该融合到经济学之中,这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健康发展是致关重要的。     

关于知识经济时代数量经济学研究走向的分析

新经济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了全面挑战，数量经济学将面临着一场重要的变革。分三个方面论述数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研究体系以及对传统数量经济学局限性的变化     

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

1979年以来，中国的数量经济学发展迅速，取得了突出成绩；面对经济发展对数量经济学提出的新挑战，面对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今后的数量经济学发展中应做到8个协调：提高与普及、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宏观经济研究与微观经济研究、全局问题的研究与局部问题的研究、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计量分析与仿真技术、国内经济研究与国际经济研究、引进与创新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制度激励思想分析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论述，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中，探索了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的理论基础。     

论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性--对经济类本科的教学探讨之一:多元性

该文系统讨论了从斯密开创经济学时．经济学本身就有与其他学科的天然和内在的交叉性，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年颁奖情况的分析．得知近年明显表现出了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性被国际上加速认识，证实了这种面向“古典”的回归，并且它也带动了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向．这就对国内经济学传统教学方式和结构提出了挑战。在文中作者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希望这种努力的方式能对本校或可对其他院校的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建设性思路。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一.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 数量经济学是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的科学.马克思曾说过,任何一门科学只有能用数学表达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确实,定量分析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人类科学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极不重视定量分析,甚至视定量分析为异端.改革开放后数量经济学在我国逐步受到重视,并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成立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     

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得到了许多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和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并在自主研究的同时从学习苏联转向学习美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兴起,并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成绩。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很多有利条件,如全国性的研究会或学会组织、特定的研究基地、有吸引力的学术园地、专业研究生培养制度、有一定质量的教材和专著及其他出版物、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21世纪,我国数量经济学需要适应两个潮流、看准五个方向、抓住三个重点,采用以中国化为主体、国际化和信息化为两翼的发展模式,并做好发展规划、重视人才培养。     

数据挖掘与数量经济学

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的有用信息和知识的过程.它是一个涉及多学科领域的新兴学科.并随着这些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针对信息化社会的迫切需要,本文从数量经济学和数据挖掘的概念出发,深入地分析了这两个领域的联系与区别.详细地探讨了结合数据挖掘乃至人工智能理论来研究数量经济的思路,为积极推动数量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行的研究方法.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近三十年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两种融合范式,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古典向新古典演化,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融合,同时,也普遍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研究的主题转换了、研究的领域扩大了、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派主要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经济学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对最近数十年中在西方经济学界发展起来的新的分析工具和新的研究方法的自觉应用,以及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过度竞争”现象分析

本文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法,建立包括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社会福利动态模型,并通过对模型中总剩余的分析,得出“强化竞争并不总是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过度竞争”现象,提出树立“竞争与合作”的思维观念和强调规模经济效益,是避免“过度竞争”实现有效竞争的必然选择。     

东南亚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响应

气候变化对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正产生深刻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应变能力高度脆弱,东南亚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对策包括集体响应、制订应对气候变化计划、设置执行机构.东南亚主要国家具体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政策,它们主要在农业、环境、水资源和沿海安全上采取应对措施,目标是加强食品安全、水安全和沿海安全.     

金融危机对海峡两岸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

本文分析了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海峡两岸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和企业实体经济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海峡两岸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例如制定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证券市场平准基金;强化金融监管政策;实行国际收支均衡管理;刺激民间投资的产业政策等。     

模糊变换法在地质公园综合评估中的应用

利用模糊变换法及其原理,完善和改进传统的“定性评价法”。对影响地质公园好坏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建立定量化、科学化的地质公园评价数学模型,科学的评价结论对于加强地质公园的保护、开发、管理必将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     

淮北市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战略机遇

中原经济区是我国区域经济版图中十分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中部崛起战略及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淮北市要抓住建设中原经济区有利时机,分析政策建议,认清自身优劣势,找准目标定位,在交通、能源等硬件和人才、教育、政策等软件上提升自身,强化体制等方面创新,积极融入中原经济区,促进淮北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24个经济体的比较分析

文章选择了中国等24个经济体,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竞争力指标,对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是旅游服务贸易大国,但距离世界旅游服务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内民族旅游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旅游研究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孕育起步、初步发展、拓展提升三个阶段,每阶段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侧重点、研究特点各有不同。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在研究内容上扩展范围加强深度;在研究方法上加强定量分析;在理论上要构建民族旅游研究体系;在研究平台的利用上要充分发挥其作用。     

我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分析

根据《福建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报告No.1》[1]中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比较结果,从排序、均衡性和聚类等三个角度,对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31个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揭示出我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分布状况。     

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与特点探析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推动实施经济转型,绝非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制变更过程,而是体制变革与社会转型、改革与开放、市场驱动与行政主导的一支双重变奏曲,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性也就在于此。     

Did patents of introduction encourage technology transfer? Long-term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innovation system

In this article, we reflect on how patents of introduction or importation, which compose an institutional policy related to weak IPR systems, could influence long-term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Both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he consequences of strengthening IPRs in lagging economies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remain unclear. Although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tends to link stronger patent enforcement with better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markets now and in the past, new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supports extreme complex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PR extension and scope and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a large series of patents of introduction, which were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early stages of almost all patent systems designed to favor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above original inventor property rights. Though typically used by pioneers, followers, and latecomers, we know little of how they functioned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the use of patents of introduction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n Spain, which was a lagging country on the European peripher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is institutional policy could facilitate technology transfer, innovation, and advancement at earlier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s additional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such evidence may have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IPR treatment in both developing and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