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委”矛盾看党组织转型的意义——以四川成都市新都区农村社会为例

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乡村社会的村民自治制度。但在村级组织建设中，经常出现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矛盾。由于长期以来“执政”与“领导”相混淆，我们一些同志把执政的概念一直延展到基层社会，以为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把一切社会组织的权力都抓在手里。于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为争夺对农村社会的实际控制权而发生相当的矛盾冲突。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述评

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学术界一是从肯定村民自治的方面。构设出总体上可称作“理想村民自治”的各种乡村治理模式，期望乡村社会治理实现“理想”的飞跃；二是从批判村民自治甚至否定乡镇政权机构的方面，提出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批判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初步分析来看，这些模式尚存在较大缺陷，一方面容易使民众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中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可能不符合中国非均质性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关于乡村治理模式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分析框架。     

“小积分”蕴藏“大智慧”——闵行全面推广农村积分制管理，提升乡村自治共治水平

<正>为有效破解闵行近郊城中村外来人口无序导入、公建配套设施超负荷严重、村庄环境管理难度大、社会治安隐患突出、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低等问题,健全和规范多方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方式,加强和改进乡村共治工作。2019年起,闵行区在年终考核奖励制基础上,由点及面不断推广“积分制”管理运用,2021年马桥镇开展乡村治理积分制示范基地创建,2022年,在闵行区农业农村委牵头领导下,闵行农村治理再出“重拳”——75个建制相对完整村中全覆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积分制管理工作,并给予资金政策保障,     

上海市推进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实践与思考

<正>乡村治理积分制是近些年来在乡村治理中积极运用的一种治理方式。也就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民主程序,将乡村治理各项事务转化为数量化指标,对村民日常行为进行评价形成积分,并给予相应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其最早运用于乡村治理是作为一种扶贫举措提出来的,2020年起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在全国推广运用。积分制作为一种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举措,十分切合农村实际,且简单易行,将村民心中所感、眼中所见转化为具体分值,让乡村治理由“无形”变“有形”,使软约束有了硬抓手、模糊感觉变为精确赋分,让大家的共识显性化,通过“小积分”解决了“大问题”。积分制在各地不断应用,对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近年来,为解决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的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村干部缺少治理工作抓手的问题,上海市也开展了乡村治理积分制的相关工作。     

互动、信任与整合：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机制——杭州市涝湖村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基层治理呈现新的治理形态。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涝湖村“鹰眼盯”数字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提炼出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三重实践机制。研究发现：互动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字赋能使得乡村基层组织与村民之间的互动朝着互动主体自主化、互动方式技术化和互动内容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传统信任模式逐渐向数字信任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乡村基层治理透明性和回应性的提升促进了村民信任重建；整合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动态过程，通过数字赋能，乡村基层实现了空间、结构和数据的再整合。此外，数字技术嵌入也给乡村基层治理带来种种挑战，如数字“负能”、“数字形式主义”、村民数字素养差异以及长效发展困境等。     

村民自治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1、乡村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后，乡镇政府对村的领导变成了“指导”。村级事务由村民自己管理，而涉及到国家的税收、计划生育等事项则由乡镇政府代表国家出面进行管理；乡镇对村民内部的事务不进行干预，这是一种新型的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但在现实中，这样一种新型的关系很难为习惯于传统行为的乡镇政府所接受，这是目前农村中乡、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吉林敦化市小山村 文明乡风聚起乡村“精气神”

<正>小山村位于吉林省敦化市雁鸣湖镇，全村321户，1064口人。近年来，小山村抓好文明乡村建设，效果显著。先后荣获“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自治治理示范村”等众多荣誉称号。党建引领聚民心。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场所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定期向村民开展党的政策理论宣传普及。     

在村级治理中全面推行“一制三化”

近年来，河北省全面推行以“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完善村党支部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为内容的“一制三化”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强化一事一议项目资金审计,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正>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各地积极探索美丽乡村建设新途径、新办法。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步形成农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为主、财政奖补为辅的美丽乡村建设新途径。“一事一议”“议”出了村民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议”出了村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一事一议”改变了农民群众思想观念,从以前的美丽乡村“要我干”的抵     

“院长制”疏通乡村治理堵点难点

正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保坪村为破解“村大面广难治”“户散人少难管”等乡村治理堵点难点，推行“院长制”乡村治理新方式，强化基层节点，缩小自治半径，推动乡村善治取得新成效。选“新乡贤能人”，院长牵头微治理划片分院差别治理。根据人口聚居密度、院落自然分布情况、通行方便程度等，将全村划分为30个“大院”，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按照区域特色，整合资源优势，     

“乡村债务”成了农村工作的“拦路虎”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纳税积极性。但在一些负债较重的村组,由于许多有债权的村民强烈要求“以债抵税”,导致今年农业税夏征进度滞后。笔者认为,“乡村债务”不仅是农村征缴合理税费的“瓶颈”,而且成了农村各项工作的“拦路虎”。据调查,在乡村债务中,有些是“息转本、本生息”     

衢州农房整治助力乡村风貌靓化

近年来,浙江省衢州市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振兴“走在前列”为目标,以农房整治为抓手,聚焦难点、突破重点、打造亮点,大力提升乡村村容风貌,着力推进“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建设。完善乡村规划体系。衢州市“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村庄布点规划、村庄规划、村庄设计、农房设计”+“农村特色风貌规划”的“1+4+1”乡村规划体系全面建立,规划管理强度明显提升,明确全市适建村、限建村、禁建村名单和三年农民集聚点建设计划(适建村914个、限建村4553个、禁建村2791个,农民集聚点87个),基本完成村庄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两规融合”。     

这样的乡干部，没打人也是不好的

2008年2月9日下午，陕西省和西安市有关部门的几位领导来到西安市临潼区穆寨乡西岳村，视察当地的“民生超市”。一位女领导问出售土特产的村民，卖的是滞自家的东西，在一家围观的村民田茂林说。“根本就不是卖自己家的东西，都是村领导的关系在卖”.结果领导离开后，他被乡纪检委书记董治江等四人，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作为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纽带,“新乡贤”既是乡村治理工作的参与主体与监督主体,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治理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认可度不高。为充分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应当尽快破除困境,从制度上明确“新乡贤”角色定位;多方面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完善“新乡贤”的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增强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     

博白山村有了灯光球场

“华夏乡村闹连天，山村父老乐心田，文体活动开展好，益农健身确新鲜。”这四句乡村民歌，出自博白县新田镇百岸村早禾垌队村民之口。3月14日，早禾垌队灯光球场竣工启用，庆典会场锣鼓喧天，雄狮起舞，鞭炮齐鸣，父老乡亲聚集一起，用欢笑声织就了美妙的乐曲。山村里的灯光球场，刷新了村民的文化精神面貌．也改变了旧的村风民风，难怪村民们如此高兴：     

村民建房用地管理的两大隐患--就《村民建房用地管理问题及对策》一文与黄启文同志交流

村民建房存在的问题和管理难点不少,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管理措施和办法。笔者认为,现行“审批标准”与“审批程序”是—— 《中 国 土 地 》 2004年 第 3期 刊 载 的 《村 民 建 房 用 地 管 理问 题及 对 策》 (作 者 : 黄 启文 ) 一 文 ,用 大 量 信 息归 纳 了 村民 建房 用 地的 特点 , 分 析 了存 在 问 题 和内 外 原 因 ,并 提 出 了相 应对 策 措施 。该 文 启 发 并促 使 我 们 对村 民 建 房 用地 问 题 作进 一步 思 考。 笔者 认 为 , 现在 实 行 的 村民 建 房 用 地 “审 批 标准 ” 与 “审 批 程 序 ”, 是 村 民 建 房 …     

从高音喇叭到低声微信群：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

人口流动与乡村公共性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话题，更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命题。大众媒介作为乡村公共性的载体，发挥着联结整合的作用，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变革的技术支撑。通过提炼“媒介传播-公共性再生产-治理重构”分析框架，本文以华北前赵固村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高音喇叭作为早期扎根乡土的适宜媒介和基层治理工具，表现出具有权威主导性的单向管控特征。社会结构转型使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祛魅化的角色嬗变，高音喇叭的信息传播功能受时空限制而明显削弱。面对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乡村社会中乡村公共性解体与乡村社会治理脱域，数字赋能下的村务微信群成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与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载体。村务微信群使村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塑造了虚拟的熟人社会，增进了村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强化了村庄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互动治理的形成，为乡村善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模式探索：贵州沙溪大寨村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运用案例分析、实地调查及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贵州沙溪大寨村2021年以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动态过程进行了解析，发现大寨村通过培育村民积极性、整治人居环境、挖掘特色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配套资源及调整产业结构等改革发展措施，逐步实现了村寨振兴与共同富裕。总结出强化村支委引导，注重培养村民积极性；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品牌塑造；依托数字媒体平台，融合三产发展等经验与启示。得出“村支委主导+村民主体+第三方技术辅助”的发展模式，丰富了新内源发展理论模式的实践经验及理论视角。     

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回眸、反思与展望——以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为中心的考察

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是中国乡村实践史与学术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其思想理论亦是值得后辈珍视的重要历史遗产。“文化、制度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性框架，可以被用来梳理、比较不同乡建思想的逻辑与差异。研究表明：三位先生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包含了“文化失调、制度失范与主体失能”三重归因机制；三位先生分别为中国乡村发展，制定了“礼俗重建、生计重建与新民重建”三条取径策略。近代乡建思想的历史局限体现为可能的文化等级论倾向以及对乡村社会结构二重性的忽视。其当代价值的实现，需要研究者继承“整体性思维”的学术品格，重拾关于“文化”与“人心”的学术关切，并建构“超越结构/能动二元对立”的“过程社会学”分析范式。     

“小宪法”不能违法

村规民约是村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有效手段 ,被村民喻为村里的“小宪法”。它对统一村民的思想认识 ,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农村制定的村规民约的条款要服从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但时下农村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大部分处置手段不合现行法律。譬如 ,相当部分的乡村为了加强农作物管理和防止偷窃电线 ,制定了“猪羊下田 ,打死不赔” ,“偷窃电线 ,打死一概不负责”的村规民约。事实上 ,这样做已是违法行为 ,如情节严重还将构成犯罪。而一些“村官”仍将村规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