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办学是民办学校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些民办学校在办学中出于各种原因而实施了某些违法行为,这既破坏着民办教育的根基,也使民办学校的办学之路越走越窄。可见,民办学校只有走依法办学之路,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狭缝中拥有一片蓝天,也才能使民办教育保持生命力和健康发展之势。     

民办学校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目前，民办学校的发展面临政府扶助不足，呈现公办化趋势办学理念和办学宗旨缺乏公益性，基础设施不健全，师资队伍的建设滞后，收费标准差异大，民办学校之间恶性竞争严重等问题。为推动我国民办教育又好又快发展，政府要加大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加强对民办学校监督与管理；民办学校要树立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学思想，改善基本教育设施，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稳定、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民办学校改革背景下财务核算体系探讨

近年来,我国民办学校发展迅速,办学规模和办学理念不断更新。民办学校财务核算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民办学校改革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完善财务核算体系是民办教育产业化的基础,是落实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民办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本文在民办学校改革的背景下,研究了当前民办学校财务核算体系存在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学校财务核算体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财务核算体系。     

民办学校改革背景下财务核算体系探讨

近年来，我国民办学校发展迅速，办学规模和办学理念不断更新。民办学校财务核算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民办学校改革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完善财务核算体系是民办教育产业化的基础，是落实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民办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本文在民办学校改革的背景下，研究了当前民办学校财务核算体系存在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学校财务核算体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财务核算体系。     

民办学校财务监督的内容与措施

民办学校的财务监督是由财务监督主体依据国家的财经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采用一定的方法,对被监督学校的财务活动进行监察、检查、评价和督导活动的总和。加强民办学校的财务监督,可以降低民办学校办学成本,减少办学风险,提高办学效益,促进民办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民办学校财务监督的内容民办学校的财务监督既有一般财务监督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它贯穿于民办学校财务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监督的内容是民办学校的整个财务活动。1.监督民办学校的综合财务计划的编制与实施。民办学校的综合财务计划是根据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与财力可能进行综合平衡编制而成的,是民办学校开展各项财务活动的基本依据。民办学校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学杂费收入占了总收入的绝大部分,由于不象公立学校那样享受国家财政拨款,民办学校对资金的使用必须有很强的计划性,量入为出,要把有限的资金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只有这样,民办学校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综合财务计划的编制与实施的监督尤为重要。要监督检查学校的综合财务计划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财务制度的规定;是否根据招生形势,结合学校当年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的预计明年可招收的各类学生人数,参照相...     

社会力量办学新探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国家确定的“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指导下,我国民办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成绩斐然。我国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多门类、多学科的民办教育体系,这对于拓宽办学路子,培养适应社会多元化需求的人才和促进教育体制改革,改变国家包揽办学的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我国实现“基本上形成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财政、社会投资与经济成长——兼论教育财政的引致效应

通过教育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及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不同教育经费来源的经济成长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总量及以第三产业占比为表征的经济成长质量发挥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以制造业升级为表征的经济成长质量呈现负面但不显著的效果。相较之下,民办教育投资仅对经济数量增长显著,而社会捐赠教育则对这三项经济成长指标均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这三种教育经费来源的经济成长效应还体现出东中西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部地区教育财政滞后效应明显。另外,教育财政经费的增加显著促进了民办教育投资的增长,却也明显导致社会捐赠教育的相对弱化。基于此,未来应该继续提高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与占比,同时调整教育财政的投入方向,增加与中高端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的对接,落实鼓励民办教育的各项政策并合理引导教育的社会捐赠。     

浅谈民办教育的“合理回报”及方式

民办学校取得“合理回报”一直是我国教育领域中一个争议性很强的问题。为此,笔者对民办学校取得“合理回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现阶段民办教育取得“合理回报”的方式。     

关于高等学校负债办学的思考

高等学校负债办学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投资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高等院校已成为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的融资主体.各高等院校为改善办学条件,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通过向金融机构借款,解决投资经费的不足.为保证贷款资金的使用安全,防范财务风险,各高校在进行融资负债时,应采取适当的负债规模和负债形式,并在资金的投向上有所选择,这样才能促进高等学校的长足发展.     

民办学校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对教育产品需求的多样化趋势不断加强,民办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重新崛起。但由于尚处于幼年成长期,其发展面临许多问题,第三部门的兴起为民办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第三部门及治理理论,分析民办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阻碍因素：社会资本动员与参与不足;政府管理与服务缺位;民办学校自律不足。     

当前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宪法背景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人产权制度已经逐渐形成。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也要求对私人产权给予保护。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迅猛增长,政府税权的扩张势必会损害私人产权。因此,对当前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宪法背景应当给予更多关注。     

会计信息产权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

通过分析会计信息产权性质的演变,指出了股份制公司的会计信息产权存在由初始的私人产权转化为公有产权的要求。单纯依赖市场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依赖政府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也只是众多解决办法中的一个。     

教育产权概念解析

文章在分析教育产权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对教育产权的含义和内容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教育产权是参与教育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围绕教育财产而形成的一组权利关系。从内容上看,教育产权是包括对教育财产的狭义所有权或归属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处分权在内的权利集合。     

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差异日益突出,其中制度因素的差异是导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其中的资本投入剖解为政府部门投入、私人部门投入、外资投入,从而可以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经济体制、产权制度、对外开放程度三个制度变量,利用具有代表性的省市1978-2003年间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区域经济差异。     

卡拉OK版权收费之争与知识产权中的公权问题

自2003年至今,国内在卡拉OK版权使用费的收取问题上争议不断,一波三折,至今仍未获得满意的解决。人们对于这场争议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而知识产权与公权的关系就是这一争议所折射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知识产权属于私权,根据传统的私权理论,公权不应介入知识产权的权利行使;但知识产权又是一种特殊的私权,在权利行使过程中公权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如何,公权对知识产权的介入应有一定的程度和界限。     

论业主专有权

业主专有权是业主权体系中的核心权利,是传统物权法中建筑物区分所有之专有权的上位概念。只有将业主专有权定性为占有方能完成其与一物一权原则的完美对接。业主须在专有部分的空间范围内有限地行使专有权,当业主专有权受到侵害或无法实现时,业主可以采取公力或私力的方式进行救济。     

政府和市场对我国区域投资分布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投资不平衡经历了从缩小到扩大再到缩小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轨迹基本一致.政府和市场在调节区域投资过程中的作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府更多地采取经济政策引导投资的流向,同时政府投资更多地投向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则引导投资流向利润更高的地区.     

我国自然资源物权化的二元立法模式选择

我国《物权法》对于自然资源物权化采用了用益物权模式,但由于民法上的用益物权仅可设立于对物的非消耗性利用之情形,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利用也涵盖进来,导致了法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和对现实生活的严重扭曲。至于学界提出的占有权模式和准物权模式,则亦均因其固有的弊病而无以胜任。立足于我国物权法立法体系,唯用益物权制度和所有权制度可堪采用于自然资源物权化,故应考虑建构自然资源物权化的二元立法模式,在尊重自然资源原始公有的前提下,以非消耗性利用和消耗性利用之划分为基础,以私法中的债为原因,分别为其他私法主体设立用益物权和所有权,从而实现自然资源物权化。     

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民法改造

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身份不明,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在现实中被弱化,需要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我国现行制度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物权,欲革除其“主体虚位”、“权能缺失”等弊端,则必须对其进行民法上的构建.农村土地所有权应当符合私法固有的逻辑与价值理念,农村集体应当被视为独立、自主的民事主体,即私法上的人,其权利的行使应当体现私法自治原则,尽量淡化公法化色彩和排除行政权力的干扰.应当将目前的三种集体形式统一为农民集体,并在民法中明确农民集体是法人;应当采用股份合作制方式进行农民集体法人化改造,并构建农民集体的法人治理结构.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