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与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

在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现状、对相应政策加以规制的过程中，必须从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高度去理解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选择问题     

公司股利政策代理理论研究:述评与展望

将代理理论引入企业股利政策研究的视野,有效地弥补了MM理论假设下传统股利理论的不足。西方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是沿着受股利政策影响最大的三大利益相关方(股东、经营者、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而展开的。由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代理问题以及股东-经营者、控股股东-中小股东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由此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呈现出"中国式股利之谜"。同时,文章在梳理中西方股利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对未来代理理论视角的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机会进行了展望。     

生态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分析

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的主要形式,建立各利益相关者的均衡机制是实现生态旅游的关键所在。文章从生态旅游的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入手,构建"政府-旅游企业""旅游企业-社区"两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和讨论利益相关者的动态演化过程,利用雅可比矩阵的稳定性判断影响博弈方策略选择的几个参数及参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方最终策略的选择受博弈初始支付矩阵及关键参数选择的影响;引入社会舆论机制监督政府;政府通过补贴倡导旅游企业实施生态旅游;旅游企业通过分享旅游收益,改善社区的公共设施及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等途径来促使社区居民与其合作,可最终实现博弈三方利益共赢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股利政策的代理分析

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理财活动的必然结果，恰当的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而且可以激发投资者的热情，因此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管理者和广大理论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焦点。而本文从代理理论方面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     

会计信息披露的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运用博弈论原理系统分析了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的经营者、会计人员、投资者、注册会计师、政府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与行为,指出了导致会计信息造假的多方面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

本文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原因,得出了不同于国外研究的结论。在国外,股利政策是控制代理成本的一种工具,在中国现行股利政策恰好是代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产物。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对股利的选择有重要影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存在以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上市公司对以股票股利留于上市公司的资金存在浪费现象,并非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规模对股利形式选择有重要影响。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企业之所以能够存在,不仅与股东和经理人员有关,而且与债权人、员工和政府等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企业的生存以及发展如何,也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组成的集合体,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会计政策选择有着不同的立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建立有效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则是重视和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关键。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活动涉及政府、服务机构、服务人员及服务对象等多个利益相关群体,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选择及其行为等将直接影响卫生公平与公正目标的最终实现。通过对这些利益相关群体的博弈分析,探寻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效率和效益的有效途径,以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持续、稳定、高效的发展。     

海运保险利益相关者的静态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理论知识,将海运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投保人、保险法人机构和政府三方,研究其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的行为,以期为我国海运保险市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管理层持股、股利政策与代理问题

本文基于2004年至2009年沪市和深市所有发行A股的公司数据,通过建立probit和tobit计量模型,从管理层持股和现金股利政策角度讨论了委托代理关系。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能够增加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力度,但是股权激励只有在持股水平相对较高时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只有进一步完善企业的管理者持股机制,才能更有效地保护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双重委托代理下的股利政策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存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攫取中小股东利益.本文将股利政策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引入单层、双重委托代理模型,详细分析了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研究结论认为,在单层和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将股利政策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可以降低风险成本和总代理成本.     

机构投资者、现金股利政策与股票市场稳定性研究——来自2005—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基于2005—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当投资于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股票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股票换手率、股票收益波动率、股价同步性等反映和衡量股票市场稳定性的三个渐次递进维度的指标都显著负相关;而当投资于不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股票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衡量股票市场稳定性的指标显著正相关抑或不具有显著影响关系。这些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直接影响着机构投资者是选择长期的价值投资行为还是进行短期频繁的投机炒作,进而影响机构投资者稳定股票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论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股票全流通时代发展机构投资者、引导投资者的长期价值投资行为以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政策意义。     

投资者股利政策偏好及其交易行为

本文选取了2002-2004年深沪两市派发股利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T检验和一元线性田归模型发现,投资者偏好混合股利和股票股利主要是由于这两种股利形式带来较之现金股利更高的回报率.同时,在回报率较高时往往伴随有显著的交易量增加,调整后的判定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也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决策同群效应研究——基于董事连锁视角

文章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现金股利决策的同群效应存在性,并将公司在同行业中兼任的董事作为现金股利决策信息的传递渠道,探究同业董事连锁对此效应的影响及其情景异质性和价值效应。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决策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公司董事同业兼任会传递相关决策信息,从而显著强化现金股利决策的行业同群效应;在董事连锁下,高竞争性行业公司、融资约束较大及国有性质的公司未表现出股利同群效应行为,而低竞争性行业公司、融资约束较小及非国有性质的公司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股利同群效应行为,而此效应给公司带来的价值效应是呈倒U型的。公司的现金股利决策应当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合理制定,以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我国上市公司高送转对盈利的信号效应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股利分配时,大量采取高送转的方式。本研究通过对578家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高送转对盈利的信号效应的分析,揭示了高送转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对公司未来的盈利信号较弱,高送转并不意味着未来盈利的高增长。只有现金红利增加的高送转传递了上市公司未来业绩良好的信号,而现金红利不变和现金红利减少的高送转不是未来盈利良好的信号。     

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差异视角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及对策研究

科技成果转化新政颁布并未从根本上改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鉴于此,首先,梳理、归纳出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节点,整合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并收集企业、高校和科研者对这些因素的认知数据;然后,分析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偏差,得出政策失灵的直接原因是政策不协同导致政策难以具体落实,间接原因是成果与市场对接不力、中试环节缺乏、激励失调;最后,针对我国现行高校科研管理体制,提出政策优化建议。     

经理管理防御对现金股利支付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系统阐述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选取2004~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理人的经营业绩、财务杠杆和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影响比较明显;而经理人持股比例、经理人员任期长短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影响不明显,这主要与我国目前企业不同性质的股权结构、经理人员任免等政策有关。但当第一大股东持有的为流通股份时,其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明显呈正相关。以上说明,经理管理防御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具有显著影响。     

The Double Dividend Debate: Some Comments from a Politico-Economic Perspective

During recent years, using theoretical and simulation models there has been an extensive debate about the welfare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ecological taxes. This paper is a comment on this double dividend debate from a politico-economic perspective. First, a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in results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s developed by Bovenberg et al. is given. After some remark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ult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simulation models some more general remarks on welfare analysis and optimal taxation theory are made. After this, the question of the tax base is tackled. Finally, it is aske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is debate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purposes.     

政策组合能否促进民参军企业协同创新——基于演化博弈的数值仿真视角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构建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重要内容,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是推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重要方式。以民参军企业、科研院所和政府为博弈主体构建三方博弈演化模型,通过系统分析政策支持对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过程,利用Matlab数值仿真分析不同政策及政策组合支持对民参军企业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对不同创新主体应采用不同组合政策支持,直接政策与间接政策对鼓励民参军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更加有效,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科研院所选择协同创新策略;政府需要采用合理的政策组合支持军民协同创新,中强度的直接与间接政策以及低强度的创新环境政策组合相较单一政策支持对民参军企业与科研院所协同创新更有效。     

An Agency Perspective o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discuss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using the recent advances of Incentive Theory. I begin by presenting a simple model in which the State (the principal) delegates a task (e.g., the production of a public good) to the private sector (the agent). I give and discuss conditions for the “Irrelevance Theorem” due to Sappington and Stiglitz [Sappington, D., & Stiglitz, J. (1987)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6, 567–582] to hold under complete contracting. I then show how various contract incompletenesses can make either public or private ownership optimal. Finally, I provide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these results. I thank Patrick Rey and Wilfried Zantman for useful comments on an earlier draft. The excellent comments of two referees have also improved substantially the pres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paper. I am deeply indebted to Denis Gromb for his extremely detailed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