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有显著减缓作用吗?—基于大病冲击下的微观经验证据

文章在理论假说基础上,利用2013年CHARLS数据,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多维社会资本在大病冲击下是否仍能起到显著减缓贫困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没有大病冲击时,社会资本均可以起到显著的减贫作用.但大病冲击前后,社会资本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结果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结果为:个人社会活动每增加0.1分,其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分别降低5.1%和7.5%;每增加1个社区活动场所,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0.71%和1.63%;亲友经济往来金额每增加50%,大病冲击前后的贫困率可分别降低11.9%和3.9%;家庭照料不受大病冲击的影响,且有被减弱的可能性;家庭借贷减贫作用始终不显著.即社会资本对家庭因病致贫具有显著减缓作用,与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人群交往的"桥型"社会资本比家庭亲友内部交往的"结型"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更强.文章为重视培育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发挥其非正式制度治理因病致贫的作用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湖北省恩施州的农户调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了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禀赋能够提升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个人发展能力,对农民工回流以及回流后自主创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相比,回流劳动力在农村可以更好地利用家庭禀赋,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投资回报,这也正是导致部分农民工回流农村的主要原因。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对于农民工回流有着促进作用,尤其会增加农民工回流后自主创业的可能性。通过家庭禀赋对农民工回流及返乡创业的积极效应,也反映出在农民工回流和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农村市场化的滞后和社会支持的不足。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力度,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搭建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平台。     

贫困地区的扶贫贷款存在“社会精英”的俘获问题吗——基于3个省37个贫困村的经验证据

从"社会精英"的视角出发,首先对我国农村地区由银行发放的贴息贷款在扶贫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精英俘获"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借助2015年全国三省37个贫困村的308个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贫困县农户的四维社会资本(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和强关系)对其贴息贷款可获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的贫困地区,"社会精英"可以利用自身在网络规模和强关系数量上的优势来以更大的概率俘获更高额度的贴息贷款。而同样反映社会资本的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则没有起到类似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改善"社会精英"的贴息贷款俘获问题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精准扶贫效果。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户收入:一个中国村庄的视角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得以进一步释放并向城镇移动,因而农村居民收入亦得到了较快增长.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非市场力量,其对提高收入、增进福利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一个中国村庄实地调研的一手数据,采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作用,并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政府如何有效减少收入差距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在农村地区,关系就是金钱,但不同类型的关系以及借助不同资本的关系在金钱上的回馈效率会有所不同,这一结论为如何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户收入、减少收入差距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检验和参考.     

省外务工经历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了省外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为避免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选取"各省近20年平均城镇失业率"作为工具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省外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并且能够提高其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省外务工经历通过增加收入、增长金融知识、增强社会网络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据此可以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村家庭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进而使农村居民更好地分享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心理福利的比较研究

利用在安徽省HX农村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了大龄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和心理福利状况,分析了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心理福利的影响并比较了影响大龄失婚男性和已婚男性心理福利的因素。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和心理福利程度远远弱于已婚男性,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的心理福利有显著影响,而影响两个群体心理福利的因素也存在着差异。     

社会资本累积状态对家户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涌现了大批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文献。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的五个维度对家户福利的不同影响。回归显示,社会网络规模、信任及其参与公共事务对家户福利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同时文章还考察了社会资本的收入补偿变量,研究发现对贫困家庭而言,社会资本的收入补偿很大。     

市场机制、社会资本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多维减贫政策目标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展的精准扶贫使得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显著下降,继续改善农村多维贫困是新时期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和必要手段。本文在多维减贫政策目标下,考察了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两者作用的关系。基于2014、2016及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内生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以农地流转市场化为代表的市场机制与农村社会资本都表现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进一步分析两者作用的关系发现,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具有显著替代作用,农地流转市场化水平越高,社会资本的多维减贫效应更弱,更具体地表现为对集体社会资本而非个体社会资本的替代效应。随着市场化转型的推进,集体社会资本的作用被弱化了,市场机制发挥着更为关键的多维减贫效应。异质性分析中,与区域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以及农地转入样本相比,区域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以及农地转出样本中市场机制对集体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市场机制和个体社会资本对各维度贫困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市场机制对集体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也较为稳健,但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替代和互补作用在不同减贫渠道中均有体现。针...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断点回归和双重差分识别策略,估计了"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农保"养老金收入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减少了贫困的发生、提高了其主观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消费和减少了老年人劳动供给。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更显著,表明"新农保"的政策影响存在异质性。     

发挥金融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现状来看,农村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直接推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然而,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还不能形成互相促进的发展态势。本文在明确金融对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抑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便大力发挥出金融对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进城务工人员福利水平的一个评价——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本文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及北京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务工人员福利水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研究发现,2008年进城务工人员综合福利指数为0.3188,处于福利评价的低水平阶段;除经济资源和健康状况方面的福利状况达到较高水平阶段外,其他功能性活动均处于中、低水平阶段。与2008年相比,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保障、心理条件、社会资本等方面的福利状况均有所改善。防护性保障和社会资本的边际改善对进城务工人员总福利水平上升的影响最大。     

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家庭创业收入——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中国城乡差异的视角,本文实证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城乡家庭创业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交往面较广、交往对象趋于多样化的城镇家庭的积极作用更大,其作用机制在于社会网络通过拓宽家庭获取信息的渠道为其提供大量重要信息,从而有助于提高创业收入,而并非通过融资机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对于家庭创业选择而言,由于需要依靠亲戚等家庭强关系提供物质资本支持,社会网络在资源约束程度更高的农村地区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收入的作用及其机制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5-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两期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新农保政策明显改善了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并显著降低了其心理抑郁指数.(2)新农保政策的主观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相对弱势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影响更小,这不利于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3)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时期效应,为提升老年入主观福利水平发挥了长效机制作用,在短期内新农保政策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可能性较小,但在长期内新农保政策显著提升了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因此,建议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加快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加大新农保政策对弱势老年群体和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全面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     

社会资本与国民福利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资本与国民福利的关系受到不少国外经济学家的关注,但是国内的相关研究委实太少.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社会资本不同维度对国民福利的影响不同,信任水平提高1个单位,平均国民福利水平将提高0.009个单位.民间组织密度提高1个单位,平均国民福利水平将提高0.136个单位;(2)除了对国民福利的直接影响外,社会资本还通过与其它因素的联合效应对国民福利施加间接影响,信任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制度的联合效应对国民福利产生微弱的负作用,民间组织密度与这些因素的联合效应对国民福利产生显著的正作用.     

低保户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救助需求——以云南省普洱市为例

本文在对云南省普洱市7个社区50个低保家庭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低保对象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救助需求,分析其生活困难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调研发现:低保对象生活条件艰苦,就业困难,社会网络资源薄弱,个体经营存在多重障碍,经营失败者居多.贫困地区的低保户并未出现"福利依赖"现象,更准确地瞄准低保救助对象,及时为低保户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仍是目前低保救助政策的重点.     

刍议贫困地区农村社区模式构建及发展

通过对我国社区发展历史演变过程的总结分析,以构建贫困地区农村社区模式为研究目标,阐述了在贫困地区建设农村社区的可行性,推进贫困地区农村社区建设,在模式选择上宜采用"多村一社区"模式;在具体推进社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模式,增强农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责任感和归属感,最大限度整合、利用和开发农村现有资源,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苏南农户福利的变化——基于无锡市惠山区新惠社区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合村并居"现象日益普遍,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褒贬不一.农户家庭福利的损益,是客观评价"合村并居"合理性的重要标尺.而测度"合村并居"过程中农户福利水平的变化,需要连续多年的调查数据.地处苏南地区的无锡市,从21世纪之初即已开展"合村并居"集中居住,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家庭收入,提升了社会保障水平,改善了居住环境,农户整体福利水平有明显的上升.但农户家庭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在进一步提高家庭福利水平时,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居住条件、增加就业机会、提升社会保障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在趋于下降,而增加社会交往、提升社会机会所起的作用在逐渐增强.需要指出的是,无锡的"合村并居"型城镇化是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建立在充分的非农产业发展基础之上,城乡一体化已有实质性推进,土地流转与土地集约化经营成为急切需求,突破土地资源对经济发展严重制约瓶颈已水到渠成.其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进循序渐进城镇化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但如果不具备条件,硬性推行"合村并居",只能揠苗助长,适得其反.     

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家户福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金融抑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要约束,其可能给家户福利和生产活动带来损失。金融约束不仅来自于正规金融,也来自于非正规金融。利用区域转换模型,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家户福利的不同作用。实证分析表明,正规金融约束的家户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受到限制,非农经营的效应也更低,而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对正规金融形成了替代,弥补了其部分功能。受到非正规金融约束的家户,社会资本的功能被弱化,但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以及参与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作用由于得到正规金融的支持而更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大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农村正规金融在满足生产发展尤其是非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基于社会资本的非正规金融主要对于缓冲收入冲击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社会资本及其本地化程度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中国西部沿边地区的实证分析

考察了西部边疆地区社会资本及其结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本地化的程度。我们认为,作为就业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之一,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是西部边疆农村地区可用社会资本的限制、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与非农之间合理配置的需求及社会资本本地化的程度抑制了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此外,社会资本结构中存在相反作用的两种力量使其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不确定。     

后工业时代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转型及启示

后工业化时代,欧洲福利国家面临去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就业带来的失业、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家庭结构不稳定、无法协调家庭与工作等新社会风险。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后工业化进程中福利国家或多或少转向社会投资政策。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此过程中走得最远,成功地将积极的社会投资政策与传统福利国家"消极补偿型"福利政策相结合。借鉴欧洲福利国家经验,我国应该大力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劳动力市场安全性,鼓励终身教育与延迟退休或灵活退休政策相结合,并系统策划、实施针对儿童的社会投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