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二氧化碳减排治理模式的转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偏差不利于二氧化碳减排治理机制的实施,且政府主导的"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效率低下。政府可通过向公众、企业、市场分权来培育减碳利益集团,减碳利益集团主导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借助社会力量构建以"碳减排"为核心的利益机制,推动以"碳基能源"为主的社会偏好结构向以"减碳技术"为主的社会偏好结构转化。     

政府职能转变与企业二氧化碳减排动力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入手,根据1997-2007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政府职能错位与企业减排动力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政府规模的扩大以及腐败行为都不利于形成企业的减排激励。另外,我国现行的环境管制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有积极作用,而对于东部地区这种减排作用却不存在。     

地方政府目标约束与边界污染治理

跨行政边界区域的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场域。本文以“十一五”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污染企业数据并汇总到区县,探讨环境分权体制下,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对边界污染治理的影响,并重点探讨减排指标下放后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环境”双目标约束的边界效应。研究发现“：十一五”将减排指标下放后,省边界区县的COD污染排放企业数量、新进企业和污染排放规模显著增加,边界污染加剧;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削弱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有利于边界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环境目标约束会加强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不利于边界污染的改善;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下,省域边界地区成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给政府“策略性减排”提供了机会。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非省边界区县相比,省边界区县污染企业进入门槛更低,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边界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策略性布局污染企业,以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双目标约束的强弱程度会对垂直监管的边界污染治理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监管和治理体系及官员政绩...     

我国能源需求的驱动因素与节能减排政策效果分析

从目前形势看,我国"十二五"时期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严峻。由于我国收入水平依然较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总能耗、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因此,节能减排任重道远。目前,服务业竞争力不强、缺乏节能减排的核心技术、节能减排融资渠道有限、节能减排强制性措施过多和激励引导不足等因素制约着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深入。节能减排中,必须通过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调整降低总能耗;通过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和推广的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市场机制扩大节能减排的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果;通过考核机制改革,把目标考核的"刹车机制"转变为能效与减排的提升机制;通过完善税收和补贴制度体系,激励企业和个人主体做出有利于节能减排的选择。     

企业减排投入的外部性与相应政府补贴研究

在低碳经济条件下（以二氧化碳排放权市场为主要标志）,企业研发减排技术——无论从企业经济效应上看还是从企业价值角度看——对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减排技术研发本身具有溢出效应,在存在排放权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会给企业带来外部性,因而会形成企业减排技术研发的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补贴将十分必要。     

排污权交易机制对污染治理产业化的作用

基于产权理论和最优决策理论,研究了排污权交易的内生机制及其对污染治理产业化的作用。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是企业追求整体效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当排污权交易价格大于企业单位治污成本时,企业在完成减排目标的情况下就会出售或购买排污权;当政府减排指标只影响治污系统成本时,企业将依赖技术进步或通过获得剩余排污权来降低治污成本;企业选择自行治污策略不利于污染治理产业化。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特点及减排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虽然总体不断下降,但仍明显高于国际水平。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还处于较陕增长阶段,“十二五”期间二氧化碳减排形势仍不容乐观。为实现减排目标,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加快提高能源技术效率。     

邯郸市低碳经济发展存在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这些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能源消耗高,污染强度严重,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重工业企业导致了有限资源存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环境承受能力降低与工业污染日益严重间的冲突.本文通过明确邯郸市低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明晰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推动邯郸市低碳经济发展的责任,有利于加快邯郸市低碳经济发展工作的展开,以实现节能减排为目标、改善生活环境为准则,从侧面推进邯郸的经济发展、早日实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构建.     

环境规制与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企业减排动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微观企业碳排放模式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响应模型,分析企业选择低碳排放生产模式的环境规制强度门槛,考察减排技术、减排投入、“绿色”产品需求等因素的异质性对该门槛大小的影响,并选取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上述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减少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但影响弹性较小,减排技术水平越低、减排投入比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环境规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越不明显。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特点、趋势及政策取向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但排放的总体强度不断下降,尽管如此也明显高于国际水平。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还处于较快增长阶段,"十二五"期间二氧化碳减排形势仍不容乐观。为实现减排目标,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加快提高能源技术效率。     

信息披露视角下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无的放矢”到“对症下药”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财税补贴成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研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是财税补贴摆脱“无的放矢”局面,成功驱动绿色创新的诱导性前因。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政府补贴在驱动绿色创新过程中对信息披露表现出的决策依赖性,揭示了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具有诱导效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绿色创新绩效越突出;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具有动态递增规律,成长期企业信息披露的诱导效应不显著。但从成熟期到蜕变期,信息披露对政府补贴的促进效应递增。基于信息披露视角补充了科技金融理论相关研究,为平滑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影响的比较——“厚此薄彼”还是“双赢策略”

尽管绿色技术一直被认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些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率却很低。企业在非绿色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上存在“厚此薄彼”的现象。基于1992—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非绿色技术,绿色技术的前向引用次数更多,且产生了更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整个社会后续创新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力。此外,由于高能耗行业存在转化成本高、自身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随着能耗水平提升,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的正向影响力逐渐减弱。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绿色技术对后续创新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对政府设计绿色与非绿色创新“双赢策略”,促进企业从“厚此薄彼”转向绿色与非绿色技术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东北不良贷款的“迫切之举”与“长久之治”

在复兴东北的宏伟战略中,不良贷款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沉重,国有商业银行举步维艰。文章从东北三省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商业银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其他解决渠道三方面提出了解决不良贷款的“迫切之举”,并从体制入手阐述了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长久之治”,即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深入改革和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     

“家电下乡”效果的经济学分析

从效率和公平视角分析"家电下乡"对农户、企业的影响发现,"家电下乡"的效果依赖于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最高限价和补贴率是否适当以及政府能否规避中标企业的道德风险等.政府要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扩大内需的其他措施.     

“三位一体”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分割型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弱健康人力资本的交互累积效应、健康服务支出的沉没成本效应、伦理价值观的惯性约束效应、农民工主体的弱健康服务诉求及信息传递障碍的制约,使我国农民工健康服务供给明显不足,难以形成一个完善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因此应当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中心、企业广泛参与的农民工健康服务体系的"三位一体"模式,并设立以企业为核心的制度保障机制,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     

激发创新活力何以精准施策?基于两地数据的比较研究

考察特定地区政府举措对辖区企业创新活力的影响,识别不同地区政府举措效果之间的差异,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3家中小企业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了H地和Y地简政放权、资金支持、政府监管和公共服务4类政府举措对企业创新活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企业整体感知到的两地政府举措相差不大,但不同政府举措对企业创新活力的影响却有很大差异。因此,不同地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必须精准施策,在思想上强调精准化的政府职能转变理念,实践中以精准施策为指导方法,实现政府支持企业创新流程再造。     

影响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及其法律规制

科技创新是人、组织和各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从新知识到新产品的一条直线，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府的任务就是降低创新各方面的风险，利用市场力量去刺激创新，探讨了影响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分析了政府在企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并提出运用法律制度对影响企业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进行规制。     

政府研发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来自新能源企业的实证

主要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以及专利强度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2008-2018年228家新能源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外部融资有正向影响,即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产生光环效应,增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机会;②专利强度显著正向调节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与企业长短期债务融资的关系,而对企业获得股权融资则无显著影响,即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对企业进行投资时更关注企业创新能力。     

政府支持与民营科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企业家科创领导力的调节作用

民营科技创新型企业（以下简称科创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相关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具体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采取文献综述、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采集437家科创企业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并构建调节模型。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对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越强，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     

企业、银行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研究

预算软约束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因素,并影响经济转型期的政企、银企关系,而政府对于债务的软预算约束是企业信贷违约的原因之一,根据企业还贷过程中相关利益者的相互博弈,建立一个企业、银行、政府之间三方博弈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行为及其目标差异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通过补贴银行和企业来实施对企业还贷的软预算约束,而银行在衡量了政府补贴和清算得失之后有可能对企业再贷款。解决预算软约束和企业信贷违约的关键在于＂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企业完全按市场化运作,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让政府从企业中逐步退出,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信贷违约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