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机构改革存在问题及改革策略研究

我国农村机构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总体上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机构改革的进程缓慢;农村机构改革不配套;在改革的内容上存在偏颇;乡镇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与错位。下一步改革的策略是:实现事权和财权的统一;推进县、乡、村联动改革;推进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提升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就业服务能力研究——以北京为例

提高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就业服务能力是提供有效的公益性就业服务、促进就业的关键。在对北京市公共职介机构调查数据进行频度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尽管当前公共职介机构就业服务在某些方面基本能满足劳动者的需求,但在提供职介服务、满足各类劳动者就业需要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等方面存在不足,而宏观管理体制问题是造成公共职介机构就业能力缺陷的症结所在,因此应采取以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为核心的解决对策。     

农村税费改革后存在的问题与乡镇机构改革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关键是能否真正重视农民的隐性负担 ,能否正确认识乡镇的财政压力和把握好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原则。而这一切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通过乡镇机构改革才能得以实现。客观看待现行乡镇政府存在的问题 ,实事求是地分析撤消乡镇政府的依据及有利条件 ,具体提出撤消乡镇一级政府的实施步骤。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推进上海市公共研究机构创新的思路和策略

公共研究机构的运行绩效对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上海市公共研究机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进上海市公共研究机构创新的总体思路,并从机构改革、资助模式和绩效评估3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策略。     

以色列公益性研究与服务机构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在以色列,所谓公益性研究与服务机构是指:由政府、产业协会或公共基金资助,围绕国家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需要,开展有关基础性调查、公共数据信息库的完善和更新以及相关的研究开发(R&D)活动的政府性研究机构、公共机构和非盈利机构等.根据以色列的实际情况,以色列的公益性研究与服务机构大致可以分为公益性政府研究机构、公益性非盈利研究与服务机构、公共研究和服务机构等几种类型.     

事业单位改革的难点与对策:基于国际经验的探讨

事业单位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事业单位改革应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地位,基础性的社会公益事业应采取政府主办的方式,对于提供准公共产品的事业单位的改革需要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要注重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要解决安置未聘人员问题,加强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建设;要引入民间资本,加快事业单位的产权改革。     

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框架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存在着公共部门垄断,效率低下;市场准入壁垒,资金流向单一;广泛的寻租,公共福利减少;政府投资公共文化的主体地位明确但又明显缺位和错位等制度问题,不得不让人从制度层面上考虑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文章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一定要在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上有所突破,才能顺利实现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与服务的基本愿望。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推进广东事业单位改革

作为全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5个试点省（市）之一，广东省的事业单位改革是近年来继国企改革之后的一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重要改革，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又一重大举措。而上世纪最后的20余年，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再造）的热潮，“新公共管理”这一新的理念具有科学合理的内核，对广东事业单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背景下的公共支出管理改革

考察我国现有的公共支出管理,存在着依托背景微观化、制度约束软化、支出结构不够优化以及绩效考评体系缺失等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下,明确政府支出责任,改革预算编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以及研究和解决逆向预算软约束问题。     

机构改革 任重道远

始于１９９８年初的国家机构改革，已逐渐引向深入。继国家部委的精简工作基本结束之后，事业单位、省市政府机关也被推入“手术室”，进行一次“活血化淤”的总治疗。行政、事业单位机构的膨胀增生由来已久，它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更是严重的，这已是共识，无须在此一...     

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

改善事业单位的绩效,对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适应中国所确定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虽然过去以“推向市场”为目标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也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了一些不合意的激励机制。为了改善公共服务,中国需要进行全面、协调的事业单位改革,其中包括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和从商业性活动中退出,改革公共财政以便更好地为公共服务付费,允许非国有部门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加强公共部门内部的问责机制,建立绩效管理和监督体制。由于事业单位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改革的设计与实施必须充分考虑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的具体环境以及对员工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中央层面建立一个跨部门的改革领导小组对事业单位改革进行指导和监督。     

物业税改革与地方公共财政

物业税改革的推行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而地方政府将会主要考虑两个问题:物业税改革是否会导致地方公共财政出现断层?未来的物业税将在地方公共财政中起多大作用?只有这两个问题正确处理好了,物业税改革才可能顺利推行,不然的话,中央政府必须提供特别强的激励。本文就以上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在相关假设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只要政府措施得当,物业税改革是可行的,并将对地方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有利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而物业税也将在地方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级阶段实现城乡人均公共支出均等化,实质是保证普遍公平。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初级阶段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是保证最低公平。我国目前处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初级阶段。为此,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框架,是建立以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公共预算体制,建立以实现最低公平为条件的农村公共服务内容体系,建立以平衡政府间公共财力为原则的转移支付体制,建立主体合理、机制完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公共预算理念

绩效预算是20世纪公共预算管理的重大改革,是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作为公共预算理性主义理念的应用,绩效预算对于提高政府预算决策的科学性和预算支出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预算理念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在公共选择的视角下分析两种预算理念实际上是将公共预算作为政治程序的一部分,以经济的视角去分析其决策机制和最终要达到的绩效目标。同时,两种预算理念对于我国目前的预算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公职人员的收入决定——以军人为例的理论分析

本文以军人为例分析证明 ,公共物品供给能够增加经济总产出 ,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同经济总产出正相关 ;公职人员的收入是其在私人部门收入的机会成本 ,是由市场间接决定的均衡收入。国家公职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 ,是建立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长同经济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指标挂钩、同市场领域的个人收入分配保持均衡的机制。     

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瓦格纳定律之现实评析

伴随着公共管理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滥觞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衍化,使得瓦格纳定律不仅从理念上而且从实践上都遭遇了严峻挑战.一方面,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实施政府职能优化、分权化改革、公共人事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直接削减了财政支出规模;另一方面,由工业化(或所谓后工业化)所衍生的经济、政治、社会需求的持续扩张,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之下催生了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和多种形式的供给方式(体现为公共产品供应机制改革),客观上间接缓解了政府财政的压力.以上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为限制财政支出规模或者弱化财政支出冲动提供了相当巨大的空间,瓦格纳定律的神话将被打破.     

论政府理财方式转变与公用事业体制改革

在社会时政府公共服务支出需求大幅增加的现实压力下，财政收支长期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为解决这一矛盾，各级财政在加强预算管理的同时，扩大理财视野，推进理财方式创新，在公用事业领域开始运用市场的理念和方式运作财政资金。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研究这一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相应的时策措施。     

公用事业改革的权利结构变动:比较与选择

SSP范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公用事业改革的不同模式绩效。以竞争市场结构替代垄断的市场结构,以私有产权替代公有产权,以出让经营权的方式对公用事业进行改革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若干负面影响。走融资之路既可以解决经营公用事业所面临的资金困难问题,又可以避免其他模式的负面影响,是适合当前中国公用事业改革的一种模式。     

公共支出范围:分析与界定

本文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假设 :政府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在于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 ,其表现形式不同 ) ,并以此为逻辑起点 ,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 :一是公共风险决定公共支出 ;二是公共支出的使命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在此基础上 ,本文构筑了界定公共支出范围的两种基本方法———风险归宿分析法和反向假设分析法。     

Tax Reform with Useful Public Expenditures

We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ax reform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with two types of useful public expenditures. The optimal fiscal policy shifts the tax base to private consumption and generally requires a change in the size of government. If a tax reform holds the size of government fixed to satisfy a revenue‐neutrality constraint, then the reform will be suboptimal; theory alone cannot tell us if welfare will be improved. For some model calibrations, we find that a revenue‐neutral consumption tax reform can result in large welfare gains. For other quite plausible calibrations, the exact same reform can result in tiny or even negative welfare gains as the revenue‐neutrality constraint becomes more severely binding. Overall,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uncertainty surrounding the potential welfare benefits of fundamental tax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