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来自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再次使人们必须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诸多问题,做出一些实质上的改变是必要的.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应该反思如何进行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危机

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属于美元本位制。一方面,美元通过经常项目失衡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这造成了国际货币体系外围国家的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美元通过外围国家对美国金融资产的购买回流到美国,美元扩张的最终结果又会造成美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这造成了危机不断在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发生。如果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储备资产的流动不发生根本改变,未来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依然存在。     

金融危机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环球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虽然当前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有很多,但是面对金融危机时,国际社会做应当做的不是寻找美元的替代品,而是纠正导致金融危机的制度性缺陷。     

美国金融危机的货币根源

本文从货币(美元)的角度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指出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和双重货币身份,刺激了美国国内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和货币泡沫的产生,最终爆发成为金融危机并且迅速向全球蔓延.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动向

次贷危机和美债上限问题再次将各国目光聚焦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反思当前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监管模式,以及其中的弊端.金融危机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成效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国际谈判成果,其固有缺陷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王华庆,2010),依靠美元这一主权货币对世界经济进行调节,由此美国的经济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牙买加体系诞生,将解决美元本位制存在的问题和僵化的汇率制度.但美元的国际本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得以延续,因此牙买加体系并未根本解决特里芬两难.1999年欧元诞生,发展成唯一能与美元抗衡的货币,但是在所谓的后牙买加时代,储备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各国货币协调难度和运行不确定性增加.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

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本文重点从基础货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主要结论是:1994年以前,"对金融机构债权"项目的变动是导致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具有内生性的主要原因,而从1994年开始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则由"国外资产净额"项目即外汇占款的增加主导了我国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进而影响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使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在起点上就缺乏有效性.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为减轻货币内生性带来的影响、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应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建立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国际货币体系，是调整国际货币关系的一系列规则和惯例的总称。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交往和合作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经济自发形成实现内外均衡的一些国际准则；另一种是经过国际性协调建立起来，这种体系经常要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修正和发展。从1870年的国际金铸币本位制至今，国际货币体系依次经历了国际金铸币本位制，金汇况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等几个阶段。     

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之路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世界经济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政府干预规则,造成国际经济失衡．要深刻认识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吸取历史教训。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各种方案,应该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高度,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共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平衡有序发展。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思考

近期,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已显现出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的态势。本文重点分析了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提出了中国面对欧债危机的应对之策。同时,作者分析了欧债危机对今后区域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启示,并探讨了中国如何参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反应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历两次由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宏观经济紧缩,这表明外源性冲击已成为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在当前国内经济受到外部冲击而出现紧缩时,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依然显著,但在效果上存在差异.降低利率能长期稳定提高消费增长;而货币供应量扩张仅在五个季度内能显著刺激投资增长,长期基本无效.因此,本文认为现阶段在与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配合拉动内需时,应将带动国内消费增长作为货币政策长期任务,而将提高国内投资作为短期目标.     

危机与重塑：1997～2010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规模增长和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中国开始寻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更大的话语权。本文利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的1997年至2010年国际竞争力数据,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十余年来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动态变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竞争力衰退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处于全球中等水平,在2006～2007年达到最好状态,随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衰退,但情况好于发达国家,近10余年来金融体系硬实力较软实力有更大的提升。中国金融体系未来发展仍需在竞争软实力上着力,以金融创新推动竞争力提升     

The Asian Crisis,Gend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sian crisis, its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b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and the gender impact of their stabiliz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Next we consider the new debate on reforming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and restructur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o prevent crises and manage them more effectively. Finally, we consider the gender ramifications of these changes. Since feminists have been absent from this debate, we examine issues essential to the formation of a gender-consciou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ructure.     

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两难与机遇

受制于自身的发展水平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落后,也是整体性制度安排的落后。所以,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后果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非经济领域。金融危机放大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固有问题,使其反危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处于两难境地,进而制约各项反周期政策的实施,但反危机政策的+国际协调也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带来了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但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而且创建了研究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的独特视角,提供了在追求人的解放和富裕的过程中,化解危机和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中国化"危"为"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抓好发展。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出现了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

中国汇率升值预期过高的基本原因是货币性的,而实际上实体经济层面升值压力并不大。人民币将会在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并在适当时机适度扩大浮动区间。当前,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经弱化,不能依赖汇率自发调整贸易失衡。中美应加强合作,共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应强化内需主导战略,与亚洲国家一起在经济和货币上,逐步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危机中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视角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文章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视角,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背景、具体措施进行了阐述,并重点考察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央行资产、负债及其构成、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急剧膨胀的央行资产、大量投放的流动性必然造成将来通胀压力,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如何顺利退出,事关经济金融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效果,也是央行在经济复苏阶段面临的新的课题。     

美国金融生态的恶化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失灵

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国的经济衰退得到了显著遏制,但失业率却持续在高水平运行,表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降低失业水平无效。研究显示,金融危机造成了美国金融生态的明显恶化,银行体系采取了紧缩信贷的应对措施,因此,美国政府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被截留在银行体系内部,不能形成满足市场投资需求的流动性供给,国内投资不能扩张,失业率就不可能下降,其结果必然导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