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脆弱性视角的扶贫政策研究

一、引言作为各国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扶贫政策的制定和瞄准长期以来主要依据当前的贫困状况评估结果。但是贫困是一个动态的随机现象,当前贫困不等于未来     

新农合、灾难性医疗支出与贫困脆弱性

新农合制度在不同贫困标准下都能有效缓解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时,该缓解作用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而增强.新农合对不同收入居民的影响都很显著,灾难性医疗支出冲击下新农合对较高收入居民的影响系数大于低收入居民,存在逆向再分配.因此,我国应继续拓展新农合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可及性,减轻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加强医保对农...     

金融素养能否降低家庭相对贫困风险？——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金融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庭的金融决策能力与金融资源利用能力,家庭在金融素养上的相对差距是造成相对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如何影响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更换变量测度方式、更换样本与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法之后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主要通过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金融市场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创业行为这四个方面来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对人力资本较低家庭与农业户籍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减缓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为进一步重视金融教育,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完善金融服务机构体系,满足不同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降低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中国1987～2006年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判断与测度

关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状况的判断,一直是研究的难点和热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动态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了季度的金融脆弱性指数,对我国1987—2006年的金融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估与判断,并对主要风险来源和演变过程给出分析。主要得到如下几点结论:一、在过去二十年中,约有20%的时间是极度脆弱的,主要表现在1994年以前。二、金融脆弱性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在1999—2002年表现出上升趋势。三、不同风险演变路径不同。1987—2006二十年里,流动性风险是主要风险来源,但其呈显著下降趋势,而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并没有下降趋势,相反自2005年开始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这些结论也与定性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以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为例

农业保险作为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对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降低农户返贫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苹果主产区2255户苹果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Ⅳ-Probit方法检验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与行为以及农业保险保障程度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农业保险以及提高农业保险保障程度均能...     

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CHARLS2018数据,本文首先测算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标准下的城乡居民贫困脆弱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采用PSM法消除自选择偏误。研究结果表明,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报销和提高保障水平均显著降低了居民贫困脆弱性,且绝对贫困标准下的作用更大。利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内生性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但无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降低自付医疗支出占家庭人均纯收入比重和减少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概率是基本医疗保障降低居民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放宽报销条件、提高保障水平,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加快共同富裕进程。     

基于动态因子分析的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判断与测度

银行体系作为国家金融的命脉,对一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银行体系脆弱性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难点和热点.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动态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了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指数.通过对1998-2007年十年间季度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程度总体上来说呈现下降趋势,但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本文将整个脆弱性指数区间分成五个阶段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了银行脆弱性的动态变化.     

医疗保险、健康异质性与精准脱贫——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分析

医疗保险能否有效减少贫困,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CHARLS全国调查数据,基于资产度量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即陷贫概率),实证分析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及其保障水平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参与医疗保险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减贫效果都存在健康异质性,对健康状况差的群体有显著的减贫效果,而对健康状况好的群体减贫效果不显著。此外,本文证实了改善劳动供给是医疗保险减贫的重要中介渠道之一。     

贫困测量应当采用多维测度

长期以来,贫困一直被理解为一种一维概念,即根据一个人维持基本生计所需的最低收入或消费水平（贫困线）作为判断其是否贫困的标准,也即经济上的贫困。这种测量方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英国。尽管许多国家不同时期都存在过范围较大、程度较深的贫困现象,却一直没有人尝试对贫困的程度进行计算,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人查尔斯·布斯（CharlesBooth）才试图划分界线以区分家庭收入是否足够,     

中国银行业脆弱性测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自下而上的方法

国内外关于银行脆弱性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事件分析法、CAMELS框架、信号法等,这些方法分别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性.作者对此进行了评析,并且认为一个好的银行脆弱性测度模型应该具有三个特征:(1)模型的解释因素应该是导致银行脆弱的关键因素;(2)模型计量简便易行;(3)模型应具有预测功能,而不是事后测度.在此基础上作者构建了银行脆弱性指数(Banking Fragility Index),并运用该模型对中国银行业1999-2007年间的银行脆弱性进行了测度,最后对构成银行脆弱性的成因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了分析.     

农村金融治理农户脆弱性贫困实证研究——来自CHNS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CHNS农户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治理农户脆弱性贫困的现状。研究发现持续性贫困农户信贷需求低于脆弱性贫困农户;农户金融资本与财政扶贫资金(社会资本)对脆弱性贫困农户收入的直接协同效应小于(大于)间接协同效用;对负向冲击的直接平滑作用大于间接平滑作用,直接平滑作用的大小顺序:教育年限、身体健康和自然灾害。于此,提出了农村金融体系扶贫目标识别制度、优化农村扶贫信贷结构、农村金融机构社会功能转移等政策建议。     

基于负向投入产出的我国区域金融脆弱性判断与测度

金融体系脆弱性能够反映区域金融稳定程度和风险水平。从"负向"投入产出维度,选取2006~2012年区域实际数据,采用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金融脆弱性影响效率进行测度,通过效率值的大小和出现频次判断其脆弱性程度。研究表明:2006~2012年间,从省份层面分析,北京、内蒙古、黑龙江、青海以及新疆五省市历年金融脆弱性效率值和达到有效的次数均处于较高水平,且其他各个省份具有较大差异。从区域层面分析,我国区域金融脆弱性整体处于较高水平,效率达到有效区域的数量呈现出"增-减-增"的变化趋势,并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依次表现为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且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部和中部地区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但仍高于东部。     

银行脆弱性理论述评

银行脆弱性是近年来才兴起的前沿理论,学者们就其内涵、生成机理、判断与测度进行了探讨,本文在阐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作出评析.     

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贫困测度与经济增长益贫性研究

本文利用FGT贫困指数分析了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贫困的动态演化特征,并借助减贫的收入、分配弹性以及贫困指数的Shapley分解,对海南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了量化测度。研究显示,海南省城镇居民绝对贫困持续缓解,但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海南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益贫性程度对外部政策变迁具有高敏感性。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构建对贫困人口包容性更强的产业结构体系是提升经济增长益贫度,实现稳健减贫的关键。     

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本文从贫困脆弱性这一前瞻性视角出发,对公共产品供给与减贫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为基础,讨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次序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公共产品的减贫效应不同,由强到弱的次序为: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教育、医疗、劳动市场培育、社会保障。最脆弱群体具有一定特殊性,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培育劳动市场,增加非农就业机会,能对最脆弱的家庭产生最大效应。     

政府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西南地区数据,测度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并实证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在我国西南地区,收入处在每人每天1.25美元与2美元贫困线之间的家庭较多;2.农村地区相对城市地区贫困脆弱性更高;3.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较高的教育水平更能有效地抵御家庭风险,医疗保险是贫困家庭福利的有力保障.     

“加剧”还是“缓解”：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户家庭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CFPS数据和Logit模型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总体上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积极的改善效果,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从区域异质性看,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并且以中部地区尤为明显。从家庭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促使收入贫困农户、非融资约束农户、非土地流转农户、非组织参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并且对绝对贫困农户的促进效应要大于相对贫困农户。对非收入贫困户、土地流转户和组织参与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从户主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对户主健康家庭、自雇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对稳定受雇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