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得分测度、结果分析与对策思考

当前，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已基本形成政府和业界“双轮强驱动的中国发展模式”，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仍然较低，区域间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本文利用网商银行的业务数据和县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服务广度、深度与质量三大维度，建构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测度了2017—2021年全国1 766个县（县级市、旗）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五年间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回归常态化增长。不同区域和各省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但差距有所缩小。总体而言，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巨大，未来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和法规政策，并增强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县域人口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加强金融教育和金融健康建设。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文章分析了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在于:县域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不够、县域普惠金融服务广度不足、县域金融服务成本较高、县域普惠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制约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根本症结源于金融排斥,从制度创新、体系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技术创新四个维度,提出促进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空分异及收敛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亟待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程度。本文运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6-2020年141个县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其收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不同县域之间发展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重庆和四川两个组群的内部差异,组群间净差异贡献有一定的上升趋势,长期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趋于收敛。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具体指标的差异表现和收敛趋势具有一定差别。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增收——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

论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及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新型城镇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可通过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的促进作用最小。因此,为促进农民增收,不仅要全面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还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研究

城镇居民高质量就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的新型金融模式，可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助力经济发展，又能促进就业结构的优化。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提升城镇居民就业质量以及影响机制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城镇居民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结合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就业质量；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三个特征，分别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三个维度间接提升就业质量；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存在区域差异，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靶向性，助力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改善金融"脱实向虚"局面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内在影响机理,其次运用固定效应和空间静态面板模型,以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都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空间上使用深度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两个维度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加强区域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扭转"虹吸效应"局面,促进各地合作共赢.     

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基础工程建设

针对普惠金融自身存在内在缺陷导致的普惠金融业务单位交易成本较高、盈利水平较低、风险较大的问题,文章提出亟需建立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六个体系:建立技术支持体系,促进金融服务线下传统业务向线上业务迁移;建立产品和服务支持体系,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建立信用信息支持体系,提升金融机构风险控制能力;建立智力支持体系,推动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建立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强化财政和金融的协调联动效应;建立保险支持体系,有效分散普惠金融领域的风险.     

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主要有基于传统金融机构、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商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供给方等模式。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农村及偏远地区提高了互联基础设施水平、手机设备使用率和金融终端设备安放比例,这些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设备基础。同时在各地政府支持推动下,农村地区电子支付得到较广泛使用,而线上理财、线上贷款和线上保险却面临着农村居民不够了解、不会操作、相关金融意识不足的问题,限制了相关金融服务使用深度。研究提出目前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不足;二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自身排斥”现象;三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安全隐患大。应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促进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     

对石家庄市鹿泉区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将普惠金融确定为国家战略。2020年是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关键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近期,中国人民银行鹿泉支行就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基层人民银行加强金融协调,争取地方政府支持不断完善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畅通政策传导机制,整合金融资源引导金融系统持续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普惠金融政策难以落实、县域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能力低、金融机构支持普惠金融的热情有待提高、普惠金融扶持政策没有形成合力等,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基层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制约因素与对策——以湖北省黄石市为例

近年来,黄石市积极探索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逐渐完善,服务功能有效发挥,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滞后、农村地区硬件资源配置薄弱、行业发展不平衡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认为,加快发展普惠金融,应着力推进金融改革,构建普惠金融顶层设计框架,提高金融市场开放度,实现县域融资领域的充分竞争,引导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满足不同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推广互联网金融,扩大普惠金融服务渗透率。     

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演进测度研究

本文通过选取山东省2011至2017年的相关金融数据,借鉴Sarma普惠金融测度方法,首先,从金融服务接触性、金融服务质量、金融服务使用性三个维度来分析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其次,选取9项具体指标,在分配各项指标权重时使用目前较为通用的变异系数法;最后合成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普惠金融整体发展较好,普惠金融发展阶段性明显,山东省普惠金融服务接触性增长乏力,涉农贷款方面出现下降趋势,成为限制山东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山东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意见。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财富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2015年、2017年、2019年三期居民家庭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财富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可有效推动居民家庭财富增长,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对家庭财富产生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居民金融素养来提高家庭财富。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更能帮助低收入及相对贫困家庭进行财富积累。最后,从政府、金融机构等层面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高居民家庭财富的对策建议。     

基于因子分析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以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为实证研究对象,选取支付环境条件等五个维度指标,涵盖人均移动支付笔数等25个三级指标构建了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将贵州省及其九个市州作为贫困地区的案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地区2014-2016年三年的普惠金融发展 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显示：一是贵州省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提升明显,但部分深度贫困县域进步不大;二是贵州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域之间差异较大,贵阳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三是基础金融服务是引起普惠金融变化的主要因素,且金融服务、信用建设及金融基础设施均等水平等因素不可或缺。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实证分析

通过熵值法,对2011-2019年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且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积极影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等三个维度上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通过门槛模型的验证,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在大中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来自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内在机制的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新三板挂牌企业的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与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数字支持服务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数字技术可能产生数字鸿沟问题。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融资约束、借贷成本和经营风险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绩效的不利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供给驱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需求拉动数字普惠金融进步,两者协调发展。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综合评价、耦合协调度等模型测度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水平及二者协调发展状况发现：一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高速发展,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二是共同富裕发展较缓,整体水平一般,地区收敛性、空间集聚性特征明显;三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协调发展能力逐步增强,呈现突出的东南沿海集聚发展特性。为促进二者整体协调发展,需利用信息技术扩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增强风险防控能力;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挥沿海强省的示范作用;利用二者协调发展能力的空间聚集特征,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效能。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中国相对贫困减缓

基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信贷可得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以期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金捕获能力,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客户触达能力,促使城乡之间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破解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只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因地适宜改进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赋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减排——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县域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通过替换工具变量、改变样本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差异,随着碳排放从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移动呈现先扬后抑的“倒V型”变化趋势;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拓展、使用深度的增加、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碳减排的机制。为此,应纵深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充分发挥其碳减排效应,助力实现“双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