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GARCH-BEEK模型的股指期货和股票现货的波动性联动分析

本文通过对2010年4月至2015年9月之间的股指期货和股票现货的波动性进行研究,通过引入虚拟数据建立经济模型发现股指期货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减少了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通过建立多元VAR-GARCH-BEEK模型研究两个市场之间的波动性联动效应,两个市场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性影响,相对来说,股指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波动性影响较为强烈,股票现货市场对期货市场的波动性影响力度较为微弱.     

我国股指期货加大了现货市场的波动性吗?——基于ARMA-GARCH模型的实证检验

引入虚拟变量、市场因素代理变量和股指期货同期交易数据建立ARMA-GARCH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股指期货交易管控政策对现货市场波动性影响不显著,股指期现货间波动传递机制尚未完全形成,股指期货加大现货市场波动性的观点不成立。我国应继续推进股指期货市场发展,完善制度体系,强化专业培养,加强过程监管,鼓励风险可控的适度创新,引导股指期货在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股指期货不同发展阶段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基于沪深300股指期货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沪深300股指期货和沪深300股票指数为样本,通过GARCH模型建模,从不同发展阶段的样本对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推出与现货市场的波动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沪深300股指期货的引入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使得现货市场的波动性减小了,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更为显著,同时随着股指期货市场的逐渐完善,市场信息传递效率得到了增强,长期内新信息对现货市场的冲击相较于短期有所提高.     

股指期货不同发展阶段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基于沪深300股指期货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沪深300股指期货和沪深300股票指数为样本,通过GARCH模型建模,从不同发展阶段的样本对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推出与现货市场的波动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沪深300股指期货的引入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使得现货市场的波动性减小了,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更为显著,同时随着股指期货市场的逐渐完善,市场信息传递效率得到了增强,长期内新信息对现货市场的冲击相较于短期有所提高。     

基于波动效应与价格发现的期指仿真交易研究

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的推出,对我国现货市场的影响如何以及这种影响是否有利于现货效率的改进。首次采用修正的GARCH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将股指期货推出后现货市场波动性的变化和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期指仿真交易的推出对于现货市场效率的改进确实存在正面的影响。其引入在短期内加大了现货市场的波动,但这一波动正是市场信息流动加速的反映,因而提高了市场信息的传递效率。同时期货价格领先于现货价格,存在由期货市场到现货市场长期的单向因果关系,说明期货价格具有引导现货价格向均衡方向调整的功能,从而在经验上支持了股指期货市场的开放政策。     

股指期货推出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300股指期货高频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沪深300股指期货的高频数据,研究了股指期货推出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股指期货合约交割日,总体上不存在到期日效应;在中长期,股指期货推出则确实增加了现货市场的波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在减小。另外,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波动起到引导作用,其冲击持续的时间更长、强度更大。本文政策含义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股指期货开始平稳有效运行,对现货市场起到重要引导和价格发现的作用,但由于股指期货的高投机性,加强对其监管仍然十分必要。     

股指期货推出对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沪深300股指期货的实证分析

运用GARCH模型分析表明:股指期货的推出虽然加大了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期货市场的日趋成熟,波动性将逐步减小;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加剧,并非是由于加速了信息流动所导致的,而是由期货市场加剧了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通过TGARCH、EGARCH模型检验非对称性效应发现,股指期货的推出增大了股票市场的非对称效应;利空消息引起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大于同等程度利好消息引起的波动.     

沪深300股指现货和期货市场相互影响的发展趋势

从2006年的模拟股指期货交易到2009年9月中金所推出沪深300股指期货,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的影响如何？从量、波动率和分布方面来说,股指期货推出后,现货市场产生了显著变化.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方面,很多研究人员对不同时问段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综合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和2011年的数据的实证检验,从实证的结果发现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在增强.A+H等特有股本结构对结果影响不大.本文研究了年际间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相互影响的发展趋势,旨在提供一些研究参考.     

股指期货的引入对现货市场波动的影响分析

本文研究沪深300股指期货引入后,对现货市场的影响以及股指期货是否有助于现货市场在信息传递速度与效率方面的提升.实证分析发现:在期指上市前,波动性干扰反应在时间上的持续性效果较持久;在期指推出后,可以观察到波动性干扰因素的影响会更快速地反应到现货市场股价指数中,此时的波动过程更趋稳定.由此推论出期货交易加速了现货市场信息传递的效率.     

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联动性及引导关系实证分析

该文借助计量经济学平稳检验、葛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及自回归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对中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时间序列数据作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沪深300股指期现货市场波动相互影响,互为葛兰杰因果关系;沪深300股指期货和现货之间呈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股指期货市场对股票现货市场的作用均较大;沪深300股指期货是现货下跌的引领者而非推动者.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