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促商事调解助力企业涉外纠纷解决

涉外商事调解是解决外贸纠纷的一种便捷方式,具有诉讼、仲裁等不可比拟的优点。企业通过对其适用性的了解可以尝试选择采用这一方式解决外贸争议。     

论商法思维对商事立法与商事审判的影响

商法思维的内涵主要包括商法自治、经营自由、保护营利、交易便捷与保障交易安全四个方面。相较于民法思维,商法思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也意味着商法思维对商事立法与商事审判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立法上,它既促进《商事通则》的制定,也指引着商事单行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在司法上,它加强了商事审判的独立,同时也要求商事审判思维的树立。     

商事调解如何解决贸易纠纷？

通常贸易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协商不成,不是选择诉讼就是选择仲裁,然而,高昂的律师费用和漫长的诉讼程序,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仲裁的一裁终局的风险往往困扰当事人。专业机构调解正成为解决纠纷的一种途径。近日,一起涉及金额上百万美元的     

在线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研究

在线国际商事调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欧美国家兴起的新事物和,在其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既凸显了其不同于传统调解的强大优势,也存在着由于网络等带来的诸多不足.我国在借鉴这一制度时,应发挥其优势,弥补其不足,使得这一新生事物能够多分发挥甚最大价值,和谐地解决纠纷.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立法展望

商事登记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的迅速发展,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商事登记制度已经不再符合我国的市场发展,阻碍了市场经济的顺畅运行,我国的商事登记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实行的。本文将基于我国商事登记改革的大背景下,结合改革所取得的成果、面临的挑战等进行论述,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和立法展望,以促进我国商业登记制度更好的发展。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冲击与中国商事调解的回应

作为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里程碑,《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构建一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机制,从而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的和谐发展。中国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约国和首批签署国,为公约的最终形成贡献了"中国智慧"。及时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将对国内商事调解的发展、营商环境的优化、"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争端解决话语权的提升产生积极意义。学术界和司法界对过早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也表示了一些担忧,提出了国内商事调解准备不充分,虚假调解将冲击司法权威,以及徒增法院司法执行压力等质疑。对此,我国应在正式批准公约之前,从制定商事调解法律、激活商事调解市场、健全协议执行机制等方面做出回应,以此保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精准落地。     

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模式选择探讨

从阐述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价值入手,分析了调解和仲裁相结合对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优势,进而阐述了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三种主要模式,即先调解后仲裁的模式,先仲裁后调解的模式,仲裁中调解的模式。通过对上述三种模式利弊的衡量,又进一步提出了对"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模式选择及其完善"这一问题的看法。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关于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是自20世纪初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话题,其经历了民商分立到民商合一,再到现今的分立与合一之争三个阶段。随着我国民法典的着手制订,究竟是采用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的模式,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关键时刻。而且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研究,有利于完善商事法律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的法律体系,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关于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是自20世纪初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话题,其经历了民商分立到民商合一,再到现今的分立与合一之争三个阶段。随着我国民法典的着手制订,究竟是采用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的模式,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关键时刻。而且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研究,有利于完善商事法律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的法律体系,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与突破——兼论《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法律体系的衔接

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因缺乏统一高效执行机制而使其高效、经济、友好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优势难以充分彰显。新近生效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统一高效执行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尚未建立完整的调解立法体系,更没有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也未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调解队伍,还未培育出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有碍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为有效应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困境,在中国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背景下,建议积极研究该公约与中国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完善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并适时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培育成熟的社会诚信体系。     

商事立法模式评析——兼论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目前,我国商事领域主要由民法和商事单行法调整,商法体系颇为混乱,缺乏统一性纲领,造成法律适用困难,加快商事立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选择商事立法模式上,法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民商合一论者和民商分立论者分别持不同的态度。笔者认为,中国不适合制定包含有所有商事规范的《民法典》,也不适合制定《商法典》,立足于中国现实,我国在拥有《民法典》和商事单行法的同时,应制定一部具有商事统领性的总纲即《商事通则》。     

一起中外商事纠纷案成功调解带来的启示

[案情介绍]2012年9月20日,意大利某设计公司通过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的国际合作机构——中意商事调解中心（（Italy-China Business Mediation Centre英文简称ICBMC））米兰办公室提出调解请求,希望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能通过调解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其与北京某家装用品公司之间涉及设计费、人员差旅费和许可使用费等的合同争议。     

商事立法中商主体规则的演进

商主体乃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集结点,法律是商事交易关系的梳理器、调整器之一。由商法对于微观商事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于宏观领域的间接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商法秩序。国家立法对商主体的规制贯彻着时代精神。     

我国商事习惯适用的法理依据及其立法构建

商事习惯是商主体在一定区域内的长期商事交易中重复采用从而对商主体具有约束力的交易实践.随着世界市场的日益融合,商法世界统一化进程加速实现,我国已在立法上确立了国际商事惯例的地位,但目前对国内商事习惯的研究和论述甚少,在立法领域也缺乏系统具体的法律规范.本文首先阐述商事习惯国内适用的法理和法律依据,同时借鉴国际性文件和各国立法例,建议通过立法构建国内商事习惯的适用规则体系,以弥补制定法的不足,进一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刍议我国商事代理制度的构建

商事代理制度不仅在国内商事交易中而且在国际贸易中都被广泛采用,代理商亦由此而成为商事交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独立行为主体,本文论述了商事代理的发展过程、种类、代理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责任,对英美代理制度中具体问题的借鉴等方面问题,并探讨了我国商事代理制度构建问题。     

实践中的商法——浅论我国商事审判中法律适用难题

我国商事审判在法律适用问题上仍存有巨大问题,主要表现在民商不分而简单适用民法规定和商法本身规定不明而难以适用这两方面,这凸显出我国商事立法和实践存在的问题。本文着力探究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以树立对商法的正确理解,为我国商事法律适用的规范化提供借鉴。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调解机制研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制定与生效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解决路径,弥补了现有国际商事争端调解机制的不足。“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适用调解机制更符合商事争端重视谈判调解、避免审判裁决的惯常思路,并且使调解发展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重要机制成为可能。《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调解机制具有成本低、灵活、可自动执行等特点,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所具有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征,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法治氛围。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者,应尽快构建国内的配套机制,推动中国商事调解的立法,特别是对“自动执行”《公约》下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配套机制、救济的配套机制和对拒绝准予救济机制的落实。     

关于我国先行调解制度的思辨——以强制调解为切入点

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不仅专章规定了调解制度,而且增加了对先行调解的专条规定,然而,这条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本文在辨析我国先行调解制度与国外立法例中强制调解规定异同的基础上,提出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制度从而完善我国诉讼程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