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献策:珠三角应启动"三大改革"

如果2600万外来务工人员成了"广东人"、如果农民工可以融入城市化进程……6月25日,广东惠州,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广东     

外来农民工消费实证分析——基于天津市750个样本的调查与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新常态,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逐年壮大。当前,农民工的消费边际倾向大幅低于城镇居民,研究如何释放农民工的潜在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详细分析外来农民工消费现状,通过对比外来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进一步分析外来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制约因素。文章最后给出加快释放外来农民工消费潜能的对策建议。     

广东外来工的现状及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影响

作为全国最大的劳动力吸纳地，广东吸引了全国跨省流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已经成为了广东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广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广东能否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改善外来工就业的环境，完善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是广东各级政府必须重视的重要问题之一。     

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与广东经济增长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特征使得研究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中农业居民消费与非农业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更具现实意义。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国内最大、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以及藏富于民的发展模式,广东的发展实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材料。文章通过检验广东省1978—2008年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广东的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居民消费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非农业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最大,农业居民消费对非农业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具有反向的冲击作用;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文章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专家建言献策：珠三角应启动“三大改革”

如果2600万外来务工人员成了“广东人”、如果农民工可以融入城市化进程…… 6月25日，广东惠州，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等的专家，试图给出这些“如果”的答案。     

保障机制:留住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

为进一步留住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稳定外来务工人员队伍,宁波建立了激励型的优秀外来务工人员落户制度。按照《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户籍登记管理办法》,解决外来务工人员中县级以上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市级首席工人的落户。鼓励优秀外来务工     

外来务工人员就业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抽样调查

在我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就业岗位的不断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文章基于广州市这个珠三角典型城市的抽样调查,通过构建probit量模型,探求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重,董分析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和企业因素等对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的具体影响。建议政府部门针对外来务工者的就业特征,制定促进就业的相应政策;而企业也应根据这种偏好,制定和完善相应的人力资源战略举措,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公安干警要依法加强对外来人员的服务管理

随着宁波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融入我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外来务工人员已在相关部门进行暂住人口登记的有331万余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59．11％。有些区和相当部分镇（街道）以及村，外来人口已超过了本地世居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宁波经济社会建设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宁波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涌现了许多先进模范人物。     

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生存状况

根据浙江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省5442．69万常住人口中省外流人人口有1182万，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其中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达82．8％。虽然浙江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是外来务工人员回流现象已经出现，外来务工人员将不再源源不断也是不争的事实。外来务工人员在浙江的生活、     

外来工的融入与自治——奉化市开创流动人口管理新模式纪实

近年来，随着奉化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外来建设者急剧增多，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同时也对企业内部管理、治安管理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压力。为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有效管理，奉化市大胆创新，采用政府和企业联合投资的方式，动工兴建了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地——力邦社区，并成立了全国首个外来务工人员自治组织，该市锦屏街道建起全省首个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拾荒者公寓，走出了一条外来务工人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新路子，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平台，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强全体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基于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本研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深入探讨了养老保险及其相关水平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以消费支出为中介，进一步考察了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我国大力推动普及养老保险的背景下，养老保险的幸福促进效应不明显，而养老保险的相对水平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参加低水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幸福感高出20.8%-23.8%。同时消费支出在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能够通过促进消费支出来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对此，研究认为政府要着眼于养老保障的公平性，妥善提升农民工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有效促进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增强其幸福感。     

“稳就业”还是“毁就业”？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释放就业效能被社会寄予诸多厚望,但其在理论文献上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正向效应。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数字经济为中等发展水平时,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边际效应达到最佳。这意味着今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需遵从"适度"原则,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问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生代"、"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目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面"提供了实证支撑,结论对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创业激情、创业学习与农民工创业绩效

创业激情作为个人积极情绪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创业实践活动成功的重要因素,创业者具有的激情往往通过一定的创业学习行为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绩效。ABO模型提出创业者个人的情绪会影响创业者的学习行为,进而影响创业者的绩效。基于此,文章借鉴ABO理论,基于陕西省889份农民工创业者实地调研数据,结合农民工创业者特点,运用分步回归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农民工创业激情、创业学习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民工创业激情可以通过身份认同、创新、乐观、心流4个维度进行测度;创业激情中创新和心流对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均具有直接正向影响,身份认同与乐观只对个人绩效有直接正向影响;农民工创业学习对两类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学习在创新、心流与组织绩效、个人绩效之间均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在身份认同、乐观与两类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成果可为中国情境下如何提升农民工的学习能力,进而保持其创业激情、提升其创业绩效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农民工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工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一季度农民工就业将面临巨大冲击,三类农民工就业需高度关注。部分农民工返城复工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流动性显著降低,返乡务农者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农民工全年整体收入减少将成为大概率事件,部分低收入农民工家庭可能陷入生存困境。相关对策建议:推动劳务输出和输入省份之间精准对接,帮助有条件的农民工实现安全、稳定就业。借鉴东西部对口帮扶就业扶贫办法,由专人负责组织农民工外出并送至就业地点。强化有条件地区对农民工就业吸纳。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支持力度,吸引培育一批新农民,多措并举支持返乡农民工渡过难关。将农民工全面纳入城市社会管理服务对象,重点关注农村“三留守”人员和困难家庭的生活问题。     

社会网络与民工工资：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22个省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利用的不同社会网络对于不同的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并不是利用所有的社会网络都能够提高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首先,只有利用亲友关系找到的工作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工资;其次,即使亲友关系也不能提高利用它找到工作的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而只能显著提高女性和已婚民工的工资水平。所以,在研究中忽略社会网络和民工的差异性会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本文有助于帮助理解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及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

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换,是顺应广大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已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基于对全国6个城市的实地考察和20多个城镇623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在方式上,不愿意以双放弃换取城镇户籍。就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而言,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支出公共成本约在8万元左右。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以扩大农民工转移就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公共服务和安置农民工进城定居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扎实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迁移与幸福

文章结合2012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迁移行为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省内迁移，跨省迁移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同样，相比于家庭化迁移，孤身外出也会显著弱化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地区效应，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社会交往是迁移行为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渠道，之所以跨省迁移、孤身外出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偏低，很可能是因为面临着社会交往的困境，社会网络局限、社区参与不足。     

从返乡到创业——互联网接入对农民工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2009-2013年的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互联网接入与返乡农民工创业之间的关系，并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条路径探讨了互联网接入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很低，返乡农民工中平均只有2.30%选择创业。互联网接入会显著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具体而言，互联网的接入概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概率提升0.036%。相对于东部地区的返乡农民工而言，互联网接入会显著促进西部的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而对中部和东北地区的返乡农民工则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会通过互联网感知新的知识技能，提升人力资本而促进创业。文章主要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的稳健性分析中没有变化。因此，鼓励已返乡农民工创业，特别是强化技能培训以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促进作用，对成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     

抓住机遇 加速农民工城市化进程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农民工城市化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一是产业转移的大趋势有利于农民工城市化;二是农民工城市化有利于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三是农民工谋生技能的提升;四是农民工二代能够适应城市生活;五是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城市化的运作条件已趋成熟。解决农民工城市化的实质,一是要着力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二是要有效解决农民工的生活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对策

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为研究主题,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社会上存在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合理的社会保障,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他们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难以享受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在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的问题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发展、改变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促进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以及加强企业维护职工合法权利的意识,加强政府的对社会保障的宣传力度和监督力度,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制定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合理的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