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

基于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食品业三个子行业的TFP及其分解指标,并实证研究了效率改善、技术进步以及资源禀赋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食品业三个子行业都实现了集约型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贡献,农副食品业TFP增长明显落后于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东北部和西部的TFP增长要优于东部和中部。TFP增长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有正面促进作用,效率改善作用强于技术进步作用,农业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等资源禀赋因素也是食品业专业化生产区域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制度对中国地区间出口差异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层面4分位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发现,在制度越是完善的省份,越是制度依赖型的行业越具有较高的出口份额。进一步,从东、中、西分地区的估算结果来看,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制度因素仍然是影响行业出口差异的重要因素。我们还发现,在东部地区,资本禀赋是影响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力禀赋不是影响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禀赋是影响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而资本禀赋不是影响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禀赋对行业出口的影响效应似乎要高于中部地区,远高于东部地区。     

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产业地图及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

通过梳理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叙述现如今中国汽车制造业区域分布状况,以及基 于产业地图描述了 2006 年以来我国汽车制造业的演化格局。同时通过研究 2006-2015 年我国 31 个 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影响汽车制造业区域布局的显著因素有税收政策、市场规模、城市 化水平、运输条件、劳动力成本、科技创新水平等 6 个。一是政策因素与汽车制造业的区域分布 呈负相关,汽车制造业的税收负担越小,汽车制造业产业布局更集中;二是市场规模与汽车制造 业区域分布呈正相关,市场规模越大,汽车制造业产业布局更多;三是城市化水平与汽车制造业 区域布局呈正相关,汽车制造业企业布局更青睐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布局。四是交通运输条 件与汽车制造业区域布局呈正相关,汽车制造业的产业布局趋向于交通便利、物流方便的地区集中。 五是劳动力成本与汽车制造业区域布局呈负相关,汽车制造业的布局开始由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 区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六是科技创新能力与汽车制造业的区域布局呈正相关关系。如 今我国汽车制造业形成了主要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中部、西南地区为主的产业集群, 尽管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空间布局占比优势明显,但中部地区、西南地区的汽车制造 业正在崛起,并逐渐形成了以武汉、重庆为中心的汽车产业集群。中国各地区可以按照影响汽车 制造业区域布局的 6 个因素,对汽车制造业合理布局,以便加快产业的发展。     

系统工程助推新时代的强国梦

通过梳理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叙述现如今中国汽车制造业区域分布状况,以及基 于产业地图描述了 2006 年以来我国汽车制造业的演化格局。同时通过研究 2006-2015 年我国 31 个 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影响汽车制造业区域布局的显著因素有税收政策、市场规模、城市 化水平、运输条件、劳动力成本、科技创新水平等 6 个。一是政策因素与汽车制造业的区域分布 呈负相关,汽车制造业的税收负担越小,汽车制造业产业布局更集中;二是市场规模与汽车制造 业区域分布呈正相关,市场规模越大,汽车制造业产业布局更多;三是城市化水平与汽车制造业 区域布局呈正相关,汽车制造业企业布局更青睐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布局。四是交通运输条 件与汽车制造业区域布局呈正相关,汽车制造业的产业布局趋向于交通便利、物流方便的地区集中。 五是劳动力成本与汽车制造业区域布局呈负相关,汽车制造业的布局开始由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 区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六是科技创新能力与汽车制造业的区域布局呈正相关关系。如 今我国汽车制造业形成了主要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中部、西南地区为主的产业集群, 尽管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空间布局占比优势明显,但中部地区、西南地区的汽车制造 业正在崛起,并逐渐形成了以武汉、重庆为中心的汽车产业集群。中国各地区可以按照影响汽车 制造业区域布局的 6 个因素,对汽车制造业合理布局,以便加快产业的发展。     

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垂直专业化分工是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Hummels等(2001)的方法为基础,计算了1995年和2001年东亚十国(地区)的总体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和各经济体所有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各经济体间要素禀赋的差异、行业规模程度和关税壁垒是影响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东亚发展的重要因素。东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区域内部关税率的反应弹性高于对区域外部关税率的反应弹性,这是东亚地区在促进垂直专业化分工方面的区位优势作用的结果。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地区专业化与协同发展研究——基于长三角与京津冀比较的实证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产值增长的波动较大,增速明显下滑,并且长三角地区各省份制造业的增长态势及其规模的差异很大。该文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同京津冀地区相比具有一定的区域竞争优势。但是,作为长三角核心城市的上海,其制造业转型升级层次低、转型升级速度慢,与北京的差距较大。上海的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也不明显。而且长三角其他省份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头较弱。该文对制造业地区专业化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已进入由梯度转移为主向城市功能转变为主的产业合作新阶段。但是与京津冀相比,长三角各省市制造业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各省市间制造业结构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也不及京津冀地区,无法分享伴随专业化分工协作带来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不过长三角区域内各省市间形成了互补性较好的专业化优势产业发展格局。伴随着国内外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化,发挥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地区专业化的双重支撑作用是长三角各省份未来协同发展的关键。     

劳动力流动会影响我国地区出口比较优势吗?——基于省区工业细分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05年中国省区工业细分产业数据,考察了劳动力流动与我国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性较大的地区会在产出波动性较高的行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同时,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禀赋等传统比较优势影响因素之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实证结果对于我国各地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调整地区出口结构,保证地区出口和经济的稳步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基于三大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地理因素、报酬递增因素、政策因素在制造业集聚中都是重要影响因素,但在各个地区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寻找这种差异对于我国制造业中心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三大经济圈为例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显著影响因素有技术外部性、内部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显著影响因素不仅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而且还包括经济开放因素;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积聚的显著因素有地理因素和内部规模经济因素。     

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变动

本文利用1997～2006年美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美国制造业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总量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考虑进、出口贸易对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以后,进、出口贸易对就业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存在不一致性,进口贸易不仅没有通过替代国内生产而减少劳动密集制造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促进了该部门的就业增长;出口贸易也没有通过产出扩大效应而增加劳动密集制造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出口贸易对就业的促进效应仅仅体现在技术密集制造部门。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价格效应、规模效应和劳动力需求的趋势效应,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呈现明显的滞后性和动态调整特征。     

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女性就业与企业出口

在中国人口红利因素逐渐消失和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性别差异逐年扩大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04-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性别红利因素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就业份额的增加对企业出口规模有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劳动成本降低和生产率提升是女性就业份额影响企业出口规模的可能渠道。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就业份额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外资企业、技能密集型企业、女性密集行业、高技术行业和女性受教育水平低地区的影响更大。本研究对实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和形成出口新推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资源禀赋对专业化分工及贸易的影响

文章通过构建优化模型分析了资源诅咒的一项传导机制——丰裕的资源将会阻碍（至少是拖延）地区经济由原本落后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向以专业化生产和交易为特征的先进模式转变的进程,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要素生产力,对经济增长不利。这是因为随着人均资源禀赋量的增加。人们愿意从自给自足模式跨入分工模式的交易效率门槛值亦在不断提高,也就是说在资源富足的地区,除非基础设施和制度非常地完善,可以保证交易的成本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否则人们更愿意进行低效率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相反,在资源贫乏的地方,只要交易成本不是太大,人们就有充分的动机从事专业化生产和交易,显然这种模式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也代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最后,文章分析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在这一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提出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完善交易管理制度来争取突破效率门槛的限制,规避资源诅咒。     

财政分权、地方保护与中国的地区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地区的专业化水平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交织影响。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影响了中国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本文着重考察了分权式改革后,财政分权驱动下的地方保护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我们利用Krugman地区专业化指数计算了1984—2004年中国各省的专业化水平,在控制了各种市场因素之后,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导致地区非专业化。但是对外开放会逐步弱化财政分权的这种激励效应。本文还发现,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存在跨时差异。     

技术异质下专业化分工模式与国家出口生产效率研究——基于44个国家1999～2010年面板数据分析

一国的专业化分工模式对于一国整体出口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专业化分工模式取决于该国的要素禀赋以及异质性要素,包括技术要素、经济政策以及制度等,而技术异质性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本文通过对世界101个国家2006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了99个部门的PRODY值,也由此计算出了44个国家1999～2010年的出口生产效率EXPY值,对EXPY值的相关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分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专业化分工模式的异同与原因。     

地区专业化能否提高我国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

本文运用2002～2008年分省分行业4位HS分类贸易数据,采用Hausmann et al.(2005)的方法测算了各省份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研究地区专业化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显示,地区专业化对中端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比低端和高端影响大。而普通最小二乘和广义矩估计进一步显示,地区专业化和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之间成倒"U"型曲线关系。本文控制了地区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禀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放度、外资进入程度和金融发展变量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结论具较强政策意涵,即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产业和贸易政策。     

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的产品内分工动因研究

产品内分工将国与国之间基于要素禀赋的"分工边界"从"完整"的产品贯彻到产品内部的工序和流程,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中国当前作为世界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要素禀赋特征对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影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将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应用于产品内分工动因研究,并通过中国纺织和机电两个行业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     

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专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政策选择

文章通过分析东亚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评价了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比较优势的转化及提高吸收能力可以促使中国在东亚国际垂直化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多的分工利益。     

The upswing of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Spain (1860-1930)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Spanish regional inequality from 1860 to 1930. The results point to the coexistence of two basic forces behind changes in regional economic inequality: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nd labor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s. The initial expans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a context of grow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regions, promoted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certain regions, which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greatest advances in terms of labor productivity. Since 1900, the diffusion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to a greater number of locations has generated the emulation of production structures and a process of catching-up i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wages.     

东亚的产业分工体系及其结构性不平衡

本文首先考察东亚区域内贸易及经济增长不稳定的几种表现,并对区域内以垂直产业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分工体系、以对中间品及部分资本品的"交叉需求"为基础的贸易结构作了分析;其次研究由区域内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区域生产网络,指出由于处在区域垂直产业内分工底部的发展中经济体承受结构调整的能力有限、处在上游的经济体的生产(需求)对处在下游的经济体的波及效应不大、区域外对东亚所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缺乏足够的有效需求,所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及垂直产业内分工的稳定性较差,结构性不平衡难以纠正;最后着重研究东亚各经济体如何通过战略调整来加强区域垂直产业内分工的稳定性,并提出今后调整的基本方向。     

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将制造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产品内国际分工迅速发展.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我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基础,而劳动力的素质与效率、制造业发展水平、国内经济状况与对外开放程度等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因素对吸引和承接发达国家的跨国外包均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