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配置、契约完备、政府约束视角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化发展研究

中国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为核心的小农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竞争能力日渐不足,组织化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提高农民收入的一条可行之路。诸多研究表明,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的组织化发展是以权利配置、契约完备和政府约束的组织化为核心。以此为起点,本文首先探究了制度组织化提高供求竞争性均衡的机理,之后深入研究了中国农村经济中农地流转、农民合作、农产品流通、农业生产和农村金融服务五个组成部分中权利配置、契约完备和政府约束三个方面的组织化水平及其与农村经济供求均衡的适应度,最后给出了中国农村经济组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应放在权利反哺上

从权利的角度看,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农民权利的缺失,赋权于农民、实行权利反哺是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当前,权利反哺的重点包括赋予农民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权利、自由迁移和自由择业的权利、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享有平等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成立各种专业经济合作社的权利。     

农村山区土地制度改革低成本困境张力反思——以临沧市永德县大雪山乡为例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本低效的基础上,分析土地在效率配置、效益经营、耕作方式上对农民收入增长束缚的现状缺陷。而农地产权界定模糊、农地流转效益缺失、土地养老负担沉重、可耕土地空间布局差等资源禀赋因素严重制约了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注重欠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承包农户的物权确认、农地流转多重增益权、弱化农地养老保障功能、增加多元农业资本收益等制度措施是改善农村山区低成本效益的路径抉择。     

农地配置扭曲与流转效率研究——基于1995-2007浙江样本的实证

农地流转作为生产要素再配置的一种形式,其效率水平直接决定了农业绩效的高低。本文运用浙江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浙江的农地配置存在明显的扭曲,若能按效率原则对农地进行再配置,农业总产出有望增长20%以上。对农户耕地转包行为的分析发现,农户间耕地流转并未显著改善农地配置效率,但它改善了农村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效率,并且符合农户经济理性的基本要求。     

西南地区农村投资水平和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影响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农民农业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探讨农村投资水平、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农村投资水平、农地综合效率、农地纯技术效率、农地规模效率与农民农业收入存在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其中,农地综合效率的贡献度远高于农村投资水平,农地规模效率的贡献度高于农地纯技术效率;短期内,农村投资水平对收入的调整为正向,农地纯技术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负后正,农地规模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正后负。长期来看,加大农村投资力度,提高农地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有利于促进农业收入增长,但关键是要提高农地规模效率。短期内,加大农村投资力度同样有利于农业收入增长,而提高农地纯技术效率则使农业收入增长先降后升,在规模报酬递减范围内的农地规模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     

重新认识农地集体规模经营的比较优势

家庭承包责任制经营农地已不能符合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需进一步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和农地经营模式。在已观察到的农村实践中,农地规模经营已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出路,故国家希望通过明确土地权利来促进土地流转,最终达到规模经营的目的。而现实中,农民最关心的是农地耕作是否方便、收入是否提高,反而对农地确权的关注度不高;土地流转实际情况也不如预期,一些案例中,土地确权后甚至增加了农民生产的不便,反而不利于农地流转和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比较4种主要的农地规模经营模式后发现,与其他3种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相比,农地集体规模经营模式不需明确土地权利,从而避免明确土地权利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可与土地整治相互促进,改善耕作条件。建议在农地规模经营方式的选择上优先考虑集体规模经营方式,以稳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民收入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在分析制约农民收入增加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农民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数据就不同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来自于农业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和来自于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两个定理并推导出相应的推理。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分析

采用时期加权的两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1958—1977年、1978—2002年、2003—2010年三个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结论:农地制度变迁本身及其对农业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的内生配置作用共同影响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其经济绩效明显;在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和农地流转制度合法化的背景下,农地作为资本的杠杆性功能更强。最后针对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加速增强农地的资本杠杆功能、为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开拓有效途径提出建议。     

农地流转能否提升劳动力市场有效性——以“三权分置”改革为背景

提升劳动力市场有效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农地是与劳动力紧密相关的重要生产要素,其有序流转在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通过人地联动机制带动劳动力重新配置,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本文以“三权分置”改革为研究背景,在归纳总结中国农地流转制度演进特征基础上,构建农地流转影响劳动力市场有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农地流转影响农业、非农和总体劳动力市场有效性的作用机理,并揭示其局部及整体运行逻辑。研究发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农地流转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增进效应提升农业劳动力市场有效性,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厚劳动力市场效应提升非农劳动力市场有效性,以及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效应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有效性。农地流转有望促进农业与非农劳动力市场趋于统一,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劳动力市场彻底打破分割,以及农业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为前提。本文研究为深入推进农地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农户流转行为分析——以襄樊市襄阳区为例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文章通过对湖北襄樊市襄阳区的调查,分析了土地禀赋、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加快农地流转提供决策依据.     

农村金融排斥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了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如何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通过广义矩估计（GMM）模型估计发现,农村金融排斥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其中,条件排斥、地理及营销排斥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价格排斥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回归方程分解分析结果表明,这四大排斥平均解释度分别为1075%,100%和1435%,农村金融排斥共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261%。此外,非农业就业比例的提高与城镇化的有效推进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重要影响。因此,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并重、提高农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积累和增加农村金融服务宽度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大意义。     

金融可得性与农村家庭创业 ——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CHARLS调查数据中806个农户样本对金融可得性与农户创业选择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金融资源可得性、拥有的资产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对我国的农村家庭而言,金融约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非农领域的创业活动,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对于提高创业概率有显著的正向边际效应。此外,农村社区层面金融资源可得性对于社区内部家庭创业水平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未来促进农村地区家庭创业水平提高的政策重点是进一步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增加乡镇尤其是农村社区层面的正规金融供给。     

宗族网络、村干部经商经历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本文综合讨论了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且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理论分析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农地产权配置和流转交易市场现实约束条件下，村干部和宗族组织作为村庄权威，均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经商能人为代表的村干部对农户家庭农地有偿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宗族组织为维持组织网络结构稳定，对农地无偿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有偿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村干部和宗族组织显著抑制了农地撂荒现象的发生。本文的发现对理解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在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     

习惯形成、收入阶层异质性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习惯形成是居民消费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收入阶层异质性是居民禀赋差异的主要体现，本文旨在结合两者探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以探寻扩大居民消费的方法。基于阶层消费函数理论，运用收入阶层面板SUR的结果显示，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消费行为呈现异质性，表现为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消费较谨慎，高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地位性消费较活跃。当前“金字塔”形的收入分布、不断扩大但谨慎的中等收入居民、地位性消费的外流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的扩大，居民消费的相对不足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应依据各阶层消费的特点，从供给侧出发构建长效机制，促进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平稳增长，多方面减弱中等收入居民的谨慎性，并提升国内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     

中日土地制度、非农兼业和城乡收入均衡的比较与启示

自耕农所有制是日本农地制度的基础,它所赋予的农民对土地的充分权利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保证了日本粮食和各种农产品的充裕的供给;同时增加了农民的农业收入。日本工业,尤其是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农民非农兼业收入的较快增长。农业收入和兼业收入的相互补充使日本农家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达到或略超过城市家庭,实现了城乡收入均衡。在我国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日本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Does the transfer of farmland use rights increase farmers’ long-term intention to work in cit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rights in China has influenced the choice of rural workers to work in cities in the long run. Using data from the Rural Household Survey and Migrant Household Survey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in 2007, 2008 and 2013, we find that rural land transfers and the subsequent human capital effect are found t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farmers’ decision to give up agricultural work and relocate to work in urban area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at promote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rights, contracting rights and management rights of contracted land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地方政府对城市土地供给的影响研究： 理论与实证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将导致城市土地过度供给,城市土地产出弹性越大且政府在城市土地出让金中的收益比例越高,城市土地过度供给的程度就越深,并且随着城市土地供给的增加,地方经济中内生含有降低居民收益分享比例、提高政府和企业分享比例的趋势,这构成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城市土地供给的重要诱因。解决我国城市土地过度供给的根源在于改变地方政府以增长为导向的适应性调整策略,优化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城市土地权属关系,调整我国现有城市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将城市土地供给置于长期化的视野以及制度化的平台上进行,使地方政府的城市土地供给行为与资源的高效化、集约化利用目标相适应。     

供需双方信息不完全、交易费用差异与火车票市场扭曲——对“倒票”行为的交易费用分析

本文不认为供求不均衡是“黄牛”倒票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针对火车票市场套利行为屡禁不止的热点问题构造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交易费用与套利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对需求方购票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逐层深入地分析了增加产品供给、增加购买渠道和差别定价等途径的效果，发现此类举措并不能有效遏制“黄牛”行为，反而还损害了低收入消费者的福利。研究表明，即使在供需均衡的情况下，供需双方信息的不完全，尤其是需求群体内部的信息不完全程度存在差异，会造成需求群体交易费用的差异，进而导致需求群体内部的资源配置被扭曲，而这才是“黄牛”群体长期顽固存在的根本原因。本文选取2002—2016年火车票贩票情况的真实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印证了博弈模型的结论。而降低这种扭曲程度的同时降低需求方交易费用之间的差距，才是解决此类产品市场上资源配置无效率问题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