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品进出口对汇率和国民收入的敏感性分析 --基于标准国际贸易分类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我国进出口商品按照标准国际贸易分类分为九大类,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商品进出口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实际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变量使用平稳性检验与协整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各类商品出口对世界需求水平的敏感性较高,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商品进口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对实际汇率变动的反应与理论预测并不完全一致,文中给出了合理解释。     

人民币实际汇率及其对中美贸易影响分析

实际汇率是在名义汇率的基础上剔除了各国物价变动因素后的汇率，实际汇率的变动反映名义汇率调整与价格变动对贸易商品价格竞争力的净影响，进而影响对外贸易。分析从1994年至今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走势及对我国对美贸易的影响，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与中关贸易没有稳定关系。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动态研究——基于1990-2010年的季度数据

文章运用1990-2010年的季度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有显著影响,但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低于美国实际GDP和中国实际GDP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中美贸易之间存在明显的J曲线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扩大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范围等政策建议。     

人民币实际汇率走势及其对外贸收支的影响

实际汇率是扣除各国物价变动因素后的名义汇率,实际汇率的变动反映名义汇率调整与价格变动对贸易商品价格竞争力的净影响,进而影响贸易收支,本分析了1981年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的走势,及其对中国贸易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并预测了2001年实际汇率的走势和贸易收支的变化。     

FDI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相关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借助于相关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FDI在一定时期内会有促进作用,但长期内会造成FDI的波动甚至减少,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稳定和坚挺则有助于外商形成对前期沉淀资本持续追加投资的预期.因此,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在一定时期内对FDI的流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汇率调整后随着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波动预期的减弱,稳定、坚挺的汇率有助于吸引FDI流入.小幅升值并且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可取的.     

人民币实际汇率对我国外汇储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统计分析软件,应用协整技术和1981年以来的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如何影响我国外汇储备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外汇储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对外汇储备有负向的影响,并提出汇率不是使其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我们不能单单依靠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来调整外汇储备。     

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2005年7月21日,我国政府宣布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一制度的实施将对中美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就将通过建立VAR模型和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1980-2004年：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及其升值时机选择

实际汇率反映对具有均衡性质的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成为判定一国汇率水平高低的标准：总体上看，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自1980年以来基本呈持续贬值。强制结售汇引发了外汇供过于求，使人民币汇率处于低估状态。但在中国国力并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人民币大幅升值将抑制中国出口增长、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增大就业压力，人民币尚不具备大幅升值条件。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通过对汇率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理论模型的分析,发现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前提下,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值有助于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不过这种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相对出口额的减少的基础上.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劳动力就业状况和外部国际贸易环境,我国可以适当对人民币汇率缓慢升值,这样既可以化解国际贸易纠纷,平衡国际收支,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制成品出口贸易结构,又对我国劳动力就业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协整分析初探

在目前各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下，研究人民币应当升值或贬值就是研究实际汇率是否存在高估或低估的现象。汇率变动是以均衡汇率为基础的，实际汇率以均衡汇率为中心上下浮动。也就是说，均衡汇率是币值高估或低估的参照系，找到了均衡汇率，就找到了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基准。本文以中美汇率为例，试图从人民币汇率和众多经济变量的协整关系中对均衡汇率进行初步的探索。     

人民币汇率潜在升值的影响因素与预测

本文从回顾汇率理论入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潜在升值的影响因素,并对其走向进行了预测。认为分析某一个具体汇率时,不能简单地直接借用某一种汇率理论,而必须从根本上全面考虑汇率决定的影响因素;人民币目前的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人为因素和制度因素,而不是经济基本面因素。因此,对人民币未来走势的基本预测是:稳定是基本格局,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加强,会有一定程度的升值,但不可能出现突然的、跳跃性的升降。     

人民币升值压力及汇率政策调整取向分析

日益升级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只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表象,升值的真正压力在于人民币对外币值偏离了国内经济基础,实际价值被低估。在巨大的升值压力下坚持不变的汇率政策可能会使我国付出比升值更大的代价。本文认为汇率政策调整势在必行,央行应恢复真正意义上的浮动汇率制,逐步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改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逐步向合理均衡的水平靠拢。     

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趋势的因素研究

本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模型构建了实际汇率与劳动生产率、政府消费和贸易条件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并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实际汇率短期内的动态调整过程。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生产率的变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实际汇率的变动方向与巴一萨效应预测的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适用其假设，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政府消费和贸易条件等其他因素亦影响着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说明即使是在长期内，巴一萨效应的假设也不能成立。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支出来影响实际汇率短期波动和长期变动趋势，从而影响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优势。     

试析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

我国人民币汇率最近受到来自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升值压力，日本和美国企图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来复苏他们本国的经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长期的大政方针，而且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也有着重要的原因。资本项目的顺差大多是由于外国资本的流入，而经常项目的顺差则是由于外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产品的出口。因此，应正确地认识我国的现实经济情况，采取适当的政策来应对来自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人民币均衡汇率决定的理论分析--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思考

西方诸多直接以外汇市场为前提的汇率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受到限制,本文在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上建立人民币汇率模型,认为均定物价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客观的描绘了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形成。     

美元贬值的战略应对与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压力

当前国内外金融市场面临的焦点问题是美元贬值与人民币升值,从而引起人们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以及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事实上,美元贬值是美国实施金融综合战略的重要手段,美国经济只是保持低速度的增长态势;而人民币汇率的单边上涨趋势,不仅违背了我国汇率改革的基本方针,而且危及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利益和安全。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来预期未来汇率：美元与人民币汇率全年将呈现反向运行,即2008年上半年美元集中贬值,人民币突出升值;2008年下半年美元则反转为升值,人民币将出现贬值。     

银行结售汇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近年来中国银行结售汇顺差额不断扩大是外汇储备规模快速积累的最直接原因,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则被认为是银行结售汇顺差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个观点虽然被广泛认同,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相当欠缺。以境内外汇黑市汇率作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量化指标,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广东省银行结汇和售汇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表明结售汇增长是外向型经济规模扩大的结果,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显著地提高银行结汇的增速并降低银行售汇的增速,导致结售汇顺差额的不断扩大。     

基于资本流动的人民币汇率博弈分析

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有很多,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具有很大的影响。资本所有者为追逐利润最大化进行博弈,资本总会流向资本收益率高的一国。仅从资本流动考虑,当资本流向我国时．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当资本流向外国时,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     

日元升值对货币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回顾日元升值背景及历程,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日元汇率上升导致日本货币供给量增加这一结论进行实证检验.随着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加强,中国应深刻认识到人民币升值的必然性,采取措施消化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旗帜鲜明地坚持政策目标,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区域货币合作中努力实现人民币的领导地位.     

透视人民币汇率之争

发达国家经济利益需求中的转嫁经济问题,形成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人民币升值的背景。然而,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并不因美元贬值所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剧增的原因也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中国更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始作俑者。相反,稳定的人民币有利于自由贸易、吸收外资、进而优化国际分工,同时缓解全球通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