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本文以2007-201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明显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强度和激励有效期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间的差异并不明显。     

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

以2012-2015年重污染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环境规制、高管激励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显著影响企业环保投入的可能性,同时高管激励能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作用。进一步地,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发现民营企业的环保投入对环境规制不再显著,而国有企业的环境规制依旧显著,说明在本研究分析的时间段,国有企业是国家环保事业的主要政策承担者,民营企业的环保行为除了受到环境规制的压力,还决定于企业的规模和财力。     

行业锦标赛激励与并购业绩承诺达标程度

高管的行业竞赛心理不仅会影响其并购决策行为,还会刺激其关注企业并购整合及并购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和达标程度。以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并购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行业锦标赛激励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达标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锦标赛激励与业绩承诺达标程度显著正相关,表明高管受到的行业锦标赛激励效应越强,越有动机和压力督促标的公司提高业绩承诺达标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在行业锦标赛激励与业绩承诺达标程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行业锦标赛激励对业绩承诺达标程度的提升作用在并购方是非国有企业、并购支付方式为股份支付、承诺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的情形下更显著。     

薪酬差距激励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吗？

本文基于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发挥作用途径和机理的差异,利用2010年到2015年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析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增大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大会降低企业创新效率;（2）企业生命周期对内外部薪酬差距影响企业创新具有调节作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增大更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带来的企业创新效率损失较低;（3）进一步区分市场竞争环境差异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能够加强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对成长期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无论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何阶段,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均能够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     

高管团队研究：演进历程、前沿主题与当前不足

近年来学者们相继对高管团队成员构成、团队形成过程与团队组织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推动了企业高管团队理论的深入和发展,并逐渐演化成为战略管理领域内一个前沿研究主题。在对高管团队研究演进历程回顾的基础上,细致的展现了其发展的脉络与过程,并针对团队断层、行为整合、权力分配和薪酬差异等研究主题回顾了主要的成果进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高管团队研究主题之间的理论关联性,以帮助我们深化高管团队理论研究和战略管理理论研究。     

“创新型企业”高管薪酬对创新绩效存在过度激励吗

文章以专利数量为创新绩效的衡量,通过以获得国家"创新型企业"认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应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了高管的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对创新具有正向影响;研究发现薪酬对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激励的差异性。报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与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具有较为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呈现过度激励,但报酬最高的前三位董事会成员的薪酬激励则不存在过度激励问题。文章最后给出了研究结果分析和结论。     

营销投入、高管激励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59家农业类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选取159家A股农业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营销投入、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阿尔蒙（Almon）法测定营销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滞后期。研究发现：营销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均呈显著倒“U”形关系；营销投入对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分别滞后2期和3期；高管股权激励正向调节营销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仅正向调节营销投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成果可为农业企业市场营销策略和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股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高管股权激励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意愿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也较显著。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决策,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启示。     

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探析

高管层激励是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产生并普遍运用的有效长期激励手段。实践证明,实施高管层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经营业绩,促进企业的发展。本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面临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措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高管激励与企业过度金融化：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近年来,我国企业为获取超额收益而过度配置金融资产,导致金融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高管激励作为一种中长期激励机制,能够弱化股东与高管的利益冲突,影响企业过度金融化水平。为此,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高管激励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路径机制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高管激励能显著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行为,股权集中度会弱化上述负相关关系,同时非国有企业的抑制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     

女性高管、组织冗余与创新投入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15—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女性高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从财务冗余视角探究组织冗余在这对关系间的作用。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有助于促进企业组织冗余;女性高管和组织冗余均能显著促进创新投入;组织冗余在女性高管与创新投入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组织冗余理论,也为女性高管的创新效应提供了一条作用路径。     

上海市制造业人力资本特征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市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深市和沪市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特征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高管平均年龄对企业创新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平均任期对企业创新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高管团队女性占比对企业创新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     

董事长-总经理的价值观差异与企业创新战略

囿于数据可得性,现有研究集中于考察高管人口特征差异等浅层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而对价值观差异等深层异质性的影响则缺乏关注,而后者更能影响高管团队在认知上的差异,进而影响企业行为。有鉴于此,论文利用价值观差异来测度高管团队深层异质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重点分析并考察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价值观差异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价值观差异越大,企业研发强度就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价值观差异对企业研发强度的正向影响减弱,而在组织冗余更多的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价值观差异对研发强度的正向影响增强。论文的贡献在于,首次探讨并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价值观差异对战略决策的影响,拓展了高阶理论中高管价值观的相关研究;利用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价值观差异测量高管团队深层异质性,也拓展了高管团队异质性的相关研究;;还为从微观层面探索文化差异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洞悉中国区域文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我国新能源企业高管团队组成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董事会与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

新能源产业是"十二五"能源规划的重中之重,将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我国新能源产业起步较晚,产业内政策体系不完善,具有资本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的特点,并且竞争非常激烈。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动的环境中,董事会、股权结构对高管团队及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到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本文以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新能源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团队组成特征(包括规模、年龄及教育程度)与企业绩效(包括财务绩效与市场绩效)的关系,并以董事会权力、股权结构为调节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市场竞争度的不断增强,规模较大的高管团队的优势凸显,同时,平均年龄较小的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代表董事会权力的董事会持股比例较高可以强化高管团队组成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高管团队特征与银行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银行创新的中介效应

基于28个上市银行2009—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高管团队特征、银行创新以及银行绩效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创新在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7.21％ 和55.32％.银行创新能力在高管平均学历、女性高管占比与银行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创新能力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     

一个开放的公司治理理论: 强制激励与诱致激励--一个完整合约的表述

一、理论表述 本文提出一个假说:企业与市场构成一个完整契约--企业内成员之间达成一个隐性契约同时,与企业外市场上竞争者构架一个显性契约.企业内的隐性契约是一个不完全合约,而企业与市场上竞争者构架的显性契约是一个完全合约,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合约.由此可知,企业不是一个封闭合约,企业的治理应是开放的.在开放公司治理中;企业内部,团队成员通过产权配置和企业所有权转移,形成自我利益激励机制,使激励兼容,我们称之为诱致激励,企业外部,竞争者的价格与成本,构成一个企业相对业绩比较的参照者,提供了充足统计量(sufficient statistic),使"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on)成为可能,于是可以设计"强制合同",形成显性激励机制.     

企业团队合作激励的博弈分析

文章建立了企业团队合作激励博弈模型.在企业团队生产中,计件工资率、团队总产出的分享和奖金差距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努力水平;最优合作水平与计件工资率无关,与团队总产出的分享成正比,与奖金差距成反比.而拆台倾向的大小也与计件工资率无关,与奖金差距成反比,与团队总产出的分享成反比.并简要分析了奖金差距对拆台倾向、合作水平的影响程度以及相应的团队剩余.     

高管团队构成特征对高管成员变更影响的研究进展

从现有研究可知,高管团队构成特征对高管成员变更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三个理论模型：高阶团队理论、ASA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三者相互补充。实证研究显示高管团队构成特征和高管成员变更之间的关系受环境特征、组织绩效、文化及组织生态位等调节变量影响。高管团队构成同时受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力量的作用,其动态演化特征就是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高管团队构成特征对高管成员变更影响的研究进展

从现有研究可知,高管团队构成特征对高管成员变更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三个理论模型:高阶团队理论、ASA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三者相互补充.实证研究显示高管团队构成特征和高管成员变更之间的关系受环境特征、组织绩效、文化及组织生态位等调节变量影响.高管团队构成同时受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力量的作用,其动态演化特征就是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