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挥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用——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

如何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国内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结合相关理论,提出能够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方案：一是调整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比例关系,逐步提高公共消费的比重;二是调整公共投资中生产性资本支出与消费性资本支出的比例关系,适当提高消费性资本支出的比重;三是调整公共消费中政府自身消费与社会性消费的比例关系,加速提高政府社会性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公共消费的区域结构,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倾斜。     

行业特征、负债来源与 企业投资支出关系研究——以批发零售和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为例

本文以我国批发零售业和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负债及负债来源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两个行业都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但负债比例越高,企业投资支出越少,负债对企业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明显;债务来源方面,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商业信用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强于银行借款;批发零售业银行借款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强于商业信用。     

声誉：一种企业家分享企业所有权的投资策略

经济学家一直把声誉理论定义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是显性激励机制的替代物,没有从企业家声誉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关系角度来分析企业家声誉投资。基于现代企业理论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前沿成果,认为声誉不仅是企业家的一种激励机制,更是企业家分享企业所有权的一种投资策略。企业家分享企业所有权是企业家进行声誉投资、和资本家重复博弈的结果。     

债务杠杆与企业投资:双重预算软约束视角

文章以我国2000~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的预算软约束框架内实证检验了企业投资支出和债务杠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支出整体上同债务杠杆呈负相关。但在国有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企业投资支出对于负债水平不敏感,并且,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上升,企业投资支出对债务杠杆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实施的双重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扭曲和债务治理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     

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实施效果——基于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41家至少连续三年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研发强度的深市中小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2006年修订后的研发支出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优惠强度与企业研发投资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我国研发支出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本文进一步建议政府应该扩大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范围,提高中小企业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比例。     

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现金股利支付吗?——声誉理论抑或财务弹性理论

本文基于声誉理论和财务弹性理论分析了研发投入对企业现金股利支付两种可能的影响路径,并使用2012~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企业研发投入与股利支付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较低的企业,由于声誉机制的作用,倾向于提高股利支付水平;而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的企业则倾向于支付较低的现金股利,以维持财务弹性,并且这种影响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半强制分红的政策约束,发现该政策提高了企业股利支付水平,但弱化了研发投入对股利支付的影响,这对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分红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与连续慈善捐赠行为

商会作为典型的社会网络组织,能够通过企业家商会任职的方式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2021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家(董事长或CEO)商会任职与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家商会任职会促使民营企业从事连续慈善捐赠活动且捐赠规模更大,而且企业家任职商会种类越多,这一促进效应越明显;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企业家兼职较少以及非国有企业等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中,企业家商会任职对连续慈善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企业家在工商联或行业协会、国家级或市县级及以下商会中担任关键职位,更可能进行连续慈善捐赠且捐赠规模更大。渠道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通过将商会会规和宗旨融入企业经营活动以及维护企业声誉两个渠道促进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本研究揭示了企业家商会关系网络对民营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的积极影响,提供了企业非功利性连续慈善捐赠行为驱动机制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我国商会组织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政策启示。     

信息技术行业中股权结构与企业资本支出决策研究

本文以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资本支出决策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经理人员持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之间成向上开口的二次曲线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呈显著负相关;流通A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存在显著的倒置的二次曲线关系;国有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水平存在显著的倒置的二次曲线关系.     

浅析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

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财政支出是调节短期总需求的主要政策之一，但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财政支出可以影响总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原则上，政府投资支出提高资本存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私人支出可公共部门支出的收益率相同，那么牺牲私人部门支出来增加公共部门支出，可能提高或降低经济增长率，结果取决于公共部门投资占支出的比例是高于还是低于私人部门投资占支出的比例。政府的支出必然通过税收、国债或货币创造的方式来融资，而这些手段所引起的财富分配效应会影响企业家的投资和生产决策。     

浅析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

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财政支出是调节短期总需求的主要政策之一，但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财政支出可以影响总供给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原则上，政府投资支出提高资本存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私人支出和公共部门支出的收益率相同，那么牺牲私人部门支出来增加公共部门支出，可能提高或降低经济增长率，结果取决于公共部门投资占支出的比例是高于还是低于私人部门投资占支出的比例。政府的支出必然通过税收、国债或货币创造的方式来融资，而这些手段所引起的财富分配效应会影响企业家的投资和生产决策。     

创业投资家与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特性研究

创业投资企业作为一种知识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的最大不同在于,人力资本在资源配置中开始上升为主导地位。首先。创业投资家为创业投资企业配置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这一点可以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进行解释。其次,创业不仅是创业企业家一种对机会的识别与新价值发现,而且是创业团队人员共同参与的创新行动,这个行动体现出了创业企业家特有的创业精神。第三,创业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之间的人力资本特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机制是创业投资企业治理的关键,信任与合作是克服创业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之间代理风险的关键。本文主要从以上三方面详细分析了创业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特性及其相互关系。     

企业家公众形象、媒体呈现与认知合法性——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探索性实证分析

企业家通过策略性运用媒体呈现等印象管理手段来塑造公众形象,可以为其获取认知合法性,进而影响企业形象、声誉和市场绩效。企业家公众形象是企业家、媒体与公众三者互动而构建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三者共同嵌入的社会文化的一种表述。本文通过质、量两种路径研究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公众形象,归纳了理念、能力、行为三个方面的九个特征维度,并实证分析了民营企业家形象与媒体呈现的关系。     

经理任期、声誉效应与过度投资*——U型理论与经验证据

声誉效应可以缓解代理冲突并抑制过度投资,但其效果却随任期期限临近而衰退。本文理论分析了企业过度投资与经理任期之间的U型关系。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门限自回归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作为声誉效应的代理变量,经理任期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呈U型。在经理任期达到特定门限值42个月之前,经理任期与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在门限值之后,声誉效应逐渐失去作用,随着经理任期的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提高。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并购的关系研究

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并购的潜力被释放,由于企业家是并购决策的主要发起者与领导者,企业家社会网络对并购也会产生影响,这在转型经济的中国尤为突出.基于627家中国上市公司研究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行业内、外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分别与行业内并购、多元化并购正相关的假设得到部分支持.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的省内并购、企业家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联对省外并购均具有正向影响.     

投资银行声誉机制有效性——执业质量与市场份额双重视角的研究

本文从“事后的”IPO折价、投行市场份额的增长和发行公司质量等多个角度检验了中国投资银行声誉机制的有效性。和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市场份额和执业质量两个维度衡量投资银行声誉。其中,投行执业质量用投行承销的IPO公司会计业绩“变脸”率来衡量。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单纯考虑市场份额或执业质量时,这些变量对IPO发行折价均无显著影响,但若同时将两者纳入分析框架,并考虑其交互作用,投行声誉的作用就能显著表现出来:市场份额高且执业质量好的投行可以显著降低IPO发行折价,并且能够在未来获得更多数量以及更高质量的上市公司认可。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     

谁能成为明星CEO* ——管理者声誉的来源及影响

在中国,企业管理者为获取更丰厚的报酬和更好的职业生涯不只是通过企业的良好经营,同时很大一部分管理者也积极建立与政府的密切联系。本文从管理者政治关联的独特视角出发,研究了上市公司管理者声誉来源及其对企业短期股价和长期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2005-2012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倾向评分匹配的方法,有效解决了样本“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管理者声誉的获取可能主要依赖于其政治关联的支持,而民营企业管理者声誉的取得可能主要依靠企业自身良好的经营绩效;同时管理者声誉在短期内对企业股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企业的长期经营绩效确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为我国经理人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及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家人才市场建设势在必行

在21世纪,我们面对的是更加复杂而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企业的发展更加需要善经营懂管理的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既需要教育、培养和在经营管理的实践中造就,也需要有企业家市场,企业家市场的建设,可以促使企业家的竞争、流动和素质的提高。而企业家人才市场的建设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问题的复杂工作,只有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才能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区域创业比较:基于江苏样本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江苏创业活动的问卷调研数据,从区域社会资本差异、区域创业能力差异、区域创业战略差异、区域创业主体差异4个方面进行定量比较。比较发现:苏南苏北地区创业者的社会资本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社会资本类别对创业与创业发展的重要度也不一样,而且苏南地区创业者社会资本的冗余高于苏北地区,但在社会资本的利用方式上差异不明显。苏南地区的区域创业能力稍好于苏北,但均只处于中等水平。苏南苏北地区在创业方式、创业行业、创业规模与市场定位层面均存在有明显差异,苏南地区创业者更多的选择了独立创业,在行业上更多的进入了服务性行业,新创企业的规模整体上小于苏北,而且更多的定位于国内市场。从创业主体属性差异比较看,苏南创业者中女性比例高于苏北,创业者平均年龄低于苏北,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苏北,异地创业者所占比例明显高于苏北。     

Strategic dropouts

Following Spence, this note provides an education signaling model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gifted entrepreneurs who acquire less education than ordinary individuals. Two types of individuals, ordinary and gifted, are considered. Each one of them can either convince an investor to fund his enterprise or approach a competitive job market. The probability that an ordinary individual succeeds to establish a successful enterprise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a gifted individual irrespective of his education level. The probability of an ordinary individual succeeding increases with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n a separating equilibrium gifted individuals curtail their eduction to a level below that of the ordinary ones. This happens if the value of a successful enterprise per dollar investment is sufficiently large, on the one hand, but not too large to guarantee that the expected value of an enterprise run by an educated ordinary entrepreneur falls below the investment cost, on the 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