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关系从无到有经历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收支越来越不平衡,使得近年来,美国一再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解决其严重的赤字问题.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否能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值得探讨.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来分析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

针对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经研究发现,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仅仅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无法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的。1994—2002年年度数据实证显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名义或实际汇率)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1998—2003年月度数据计量表明,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依据美中两国月度统计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因此,“人民币升值论”或许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而非经济因素,人民币汇率浮动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     

汇率与贸易收支关系的研究综述

在总结了汇率与贸易收支关系的理论的基础上。回顾了3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汇率与贸易收支关系的研究结果：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有显著的影响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总结出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的主要原因有：研究的方法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汇率和贸易收支关系有所不同、采用数据时期长短不同以及贸易收支分类不同。     

人民币汇率、国内总需求与通货膨胀——基于汇率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

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政府直接面对而又必须谨慎处理的经济问题。本文以汇率传递理论为视角,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考察了1980-2010年人民币汇率、国内总需求、世界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调整关系。长期看来,人民币升值并未像国际经济学理论描述的那样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相反却显著地抬高了国内价格水平;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具有需求拉上的特点,且不存在明显的世界通货膨胀的输入途径。短期看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调整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且由短期变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较快。     

人民币汇率、贸易收支与失业率——来自中美两国相关数据的分析

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改善美国贸易收支失衡?是否能够带来美国失业率的下降?以此争论为背景,本文采用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中美相关数据作为分析依据,从马歇尔—勒纳条件及中美贸易产品的相似性两个假设出发,分析了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美国贸易收支失衡及其失业率的关系,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产品缺乏汇率—需求弹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微乎其微;(2)中美两国贸易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竞争性则较弱,贸易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3)人民币升值既不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失衡,也不能带来美国失业率的下降。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的关系研究

美中贸易的巨额逆差一直是中美贸易的核心问题,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诱因。人民币汇率的人为低估被认为是美中贸易产生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就汇率问题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以缓解美中贸易逆差。本文以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的实际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来分析影响中美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进行定位。     

人民币双边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关系的实证研究:1997-2004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双边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着重考察汇率和进出口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存在J-曲线效应。作者利用中国1997—、2004年实际汇率波动与双边贸易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各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协整检验表明中国与美国、加拿大、韩国、欧元区国家和马来西亚五个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和实际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而与日本和英国之间却不存在。研究结果还表明马歇尔-勒纳条件只在中国和美国、欧元区国家之间成立。一般脉冲响应函数检验贸易收支对实际汇率冲击的反应,发现中国和美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之间存在J-曲线效应。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机制分析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仅取决于“马歇尔·勒拿”条件是否成立,还取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进出口价格传递弹性、汇率传递效应的持续性、汇率升值对进出口影响的过程等原因。本文根据2005—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情况和相关数据,从上述几个方面估计并分析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机制,并得出了调控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的对策启示。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机制分析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仅取决于"马歇尔-勒拿"条件是否成立,还取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进出口价格传递弹性、汇率传递效应的持续性、汇率升值对进出口影响的过程等原因.本文根据2005-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情况和相关数据,从上述几个方面估计井分析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机制,并得出了调控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的对策启示.     

基于贸易收支数据的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元汇率相互关系研究

通过选择美国与中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11国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收支与美元汇率没有实质性联系.美国逼迫其它货币升值没有也不能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同样,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也不能缓解美中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The Malaysian Real Trade Balance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The cointegration technique is used to examine the long‐run and short‐ru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al Malaysian trade balance with the real exchange rate, domestic and world incom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 real ringgit exchange rate depreciation improves the trade balance in the long run. World and domestic incomes are also found to b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trade balance. The significance of world income on trade balance indicates that Malaysia is prone to external shocks. An error‐correction model is then estimated to study the short‐run dynamics of the effects of exchange rate. The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on the trade balance lasts for about three years. A devaluation of ringgit will initially improve the trade balance, albeit small, after which the trade balance starts to deteriorate, and then improves again suggesting that there exists a delayed J‐curve.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Earnings Uncertainty and Bidirectional Trade Flows: Empirical Evidence on Ghana

Although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n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on trade is diverse, the growing consensus in the literature appears to suggest that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theoretically expected negative relationship almost always exists. The paper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empirically assess this relationship by analysing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independently on total trade, imports and exports. The intuition behind this approach is to assess exactly how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are incentivised (differently or similarly) by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costs. Whereas adequately risk-aversed Ghanaian exporters in the presence of higher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nd the absence of hedging facilities effectively compensated against exchange rate risk by increasing volume of exports, import decisions were to some extent (although not effectively) negatively affected by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The different responses by Ghanaian exporters and importers to higher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costs are reflec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atility and total trade. The useful policy lessons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present are discussed.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5年7月21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界,分别分析了我国2001年1月2日～2005年7月20日(Ⅰ段)和2005年7月21日～2007年12月28日(Ⅱ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与上证综指收盘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上证综指有着显著的短期动态影响,且两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上证综指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且波动溢出均存在不对称性。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后,两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汇率、垂直专业化和中美贸易不平衡

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导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减少,结合中国参与国际垂直分工,计算整体和行业层面对美国出口的垂直专业指标,并且利用汇改以来的月度数据,检验在垂直专业化条件下的汇率与贸易的关系,结果发现,垂直专业化程度高的行业,汇率的变化对于贸易没有影响;而垂直专业化程度低的行业,人民币的升值对于出口和贸易顺差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主要原因是高垂直专业化的行业大量进口中间产品,经过组装以后再出口,其利益主要为跨国企业获得。并且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出口主要依赖这些行业,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导致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减少。     

中美人民币“汇率操控”争端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以后危机时代为背景,在中美人民币汇率现实争端以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IMF协定》关于"汇率操控"的定义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和对中美两国贸易实践的理论分析,得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政府"汇率操控"的指控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人民币贬值并不能带来中美贸易顺差。中美之间的贸易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美国对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责难缺乏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美元主宰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的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等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原因。     

中国视角：人民币汇率与贸易顺差关系分析

贸易顺差会导致汇率升值,这是许多人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得到的认识。近年来西方政界与学术界屡屡以中国贸易顺差为由要挟人民币升值。本文以1975年至2005年世界主要的46个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外汇储备、实际有效汇率数据为基础．以格兰杰因果检验为基本方法,进行了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大样本检验,获得如下结论：贸易收支不能单独决定汇率水平。本文同时对均衡汇率理论及应用进行了述评,指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按照西方均衡汇率实证模型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存在困难,其测算结果并不可靠。还指出：中国贸易顺差将长期持续,任何外国强权都没有理由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今后应以“大出大进”的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全要素生产率、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基于跨期最优选择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以跨期最优分析框架为基础建立以中国贸易收支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1999-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FMOLS估计方法,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贸易部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对中国实际贸易余额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强劲;中国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实际贸易余额负相关,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会显著减少该地区的实际贸易差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提升对中国实际贸易收支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加重。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调节中国贸易收支的相关政策建议。     

汇率预期与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以我国家用视听类贸易为例

贸易与汇率关系理论难以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我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的现象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利用凯恩斯主义的国际收支分析思路,结合我国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现实,将汇率预期变量引入贸易收支模型,对主要家用视听产品的对外贸易进行实证分析,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预期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基于修正的ERER模型的人民币均衡汇率实证研究

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出现了持续快速的升值,并使我国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外贸企业经营困难加重.针对人民币升值是否已经过头以及人民币汇率是高估还是低估这一问题,运用Elbadawi的均衡汇率模型即修正的ERER模型对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实证研究后表明,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经出现高估;在影响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因素中,贸易条件、政府支出和经济开放度在长期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影响较大,而贸易条件、国际利差和净资本流入在短期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影响较大.因此,当前人民币汇率应改变过去那种单边升值态势,进入一种双向波动的状态;在短期内可以利用国内外利率差、净资本流入和贸易条件等变量对其进行调整,在长期则可以利用经济开放度、政府支出和贸易条件等变量对其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