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存在收入分配效应,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就业效应"和"财富集聚效益"机制,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如何利用金融发展作用于收入分配的机制,以减少金融发展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是本文探讨的内容。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中国当前的金融发展规模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强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作用,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在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农村信贷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问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金融自由化、经济转轨与农民相对贫困的恶化

金融自由化通过如下机制影响农民相对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金融服务、金融发展和金融危机。转轨经济的特殊性使上述4个渠道都使农民相对收入增长受到不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再分配效应是不确定的。在转轨过程中,国有经济和国有银行从农村地区大规模撤退,减少了农民的金融机会和金融服务。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农民分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外部性的难度提高。金融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更是不利于农民。综合效应是,伴随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农民金融机会集合变窄,城乡收入差距快速扩大。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金融发展可度量为金融-规模、金融-活动和金融*效率三个主要指标.利用OLS和GMM回归、面板单位根、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后得知: (1)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效应,即所谓的倒U关系. (2)中国金融发展规模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加强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取得了显著作用,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3)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农村信贷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及改革路径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在宏观上表现为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在微观上表现为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包括体制机制制约、劳资关系力量对比失衡、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居民资源禀赋差异等.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应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顶层设计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通过生产力均衡发展解决城乡居民之间和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通过户籍制度、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逐渐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关系,通过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逐步解决收入不公平问题.     

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模拟的研究途径

本文提供了一个微观模拟模型,用于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模型通过收入调整、收入时化和税收制度实施更新微观个体的收入状态,通过对微观个体收入状态的统计估算税收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应用吉林省城镇居民的微观数据,我们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谩计基本满足居民之间和地区之间税负公平原则;尽管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实施没有起到明显降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税收制度调控居民收入分配的能力将不断增强.     

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是拓宽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的重要路径。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201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异质性检验来看,结构异质性中使用深度促进效果最为明显,区域异质性中内陆地区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低的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传导渠道讨论来看,就业效应、收入效应以及创新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中均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就业效应、收入效应以及创新效应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在于其促进机会平等和收入分配公平.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匹配数据,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更大,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发现,激发农村居民创业是数字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微或劳动密集型创业.本文的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     

金融发展加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吗?——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证据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变量,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是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新兴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文献,总结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传导机制,并利用中国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和Hansen(1999)的门槛模型,对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金融发展显著加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而且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表现出鲜明的门槛特征,跨越特定门槛值省区的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     

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78-2003年的时序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城镇、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研究表明:(1)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2)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与我国金融发展滞后密切相关;(3)金融发展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结果具有鲁棒性,金融发展显著且稳定地扩大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宏观金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有借鉴意义。     

金融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优化*

本文阐释了金融结构(包括银行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金融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金融资源在数量规模和结构层次上的匹配程度，金融要素之间根据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形成相互分工协作，在促进金融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优化；(2)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银行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逐级递减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型商业银行市场融资份额占比过高将不利于优化收入分配；(3)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影响效应，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将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     

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贫困关系的经验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的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更有利于贫困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大约有31%可以归因于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剩下的69%是由于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所致。另外,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关系。在非农产业比重高的省份,金融发展会加剧贫富差距。     

金融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优化*

本文阐释了金融结构(包括银行业结构)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金融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金融资源在数量规模和结构层次上的匹配程度，金融要素之间根据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形成相互分工协作，在促进金融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优化；(2)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银行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逐级递减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型商业银行市场融资份额占比过高将不利于优化收入分配；(3)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影响效应，金融结构由“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将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     

中国经济微观不确定性的测度及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3-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对中国微观经济不确定性进行测度并研究其对企业层面投资及宏观经济的效应。研究发现，微观不确定性提高会抑制企业投资水平，但这种抑制作用随着时间延长削弱，并在中长期反转。微观不确定性在短期主要通过实物期权与金融摩擦两种渠道影响企业投资水平。本文提出并验证了微观不确定性的资源分配渠道，此渠道在中长期会促进企业投资。微观不确定性在宏观层面效应与在微观方面一致，且表现为总需求冲击。本文深化了经济不确定性的度量及传导机制研究。在政策启示上，政策需要区分不确定性来源，关注企业层面不确定性，并且适度包容和引导市场中资源再分配，以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与增收渠道产生深远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农民收入的溢出、扩散效应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来源的影响途径与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提升,但无法推动资产性收入的提高.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来间接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纳农民实现稳定就业,提升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地区农民增收的涓滴效应,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来促进农民资产性收入.     

创新农村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农村收入分配制度应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前者指农村税费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制度、农业保护制度以及相关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要素收入再分配制度;后者主要指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在市场交换中的要素收入形成与分配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农村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流动人口创业——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实现流动人口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增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根据双向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流动人口创业,这种抑制作用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加了流动人口的“非创业”就业收入,缩小了流动人口“创业”与“非创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检验发现,城市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从而强化其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阻碍作用。这表明,以普惠发展做大经济蛋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创业的支持作用、扩大流动人口“非创业”增收渠道,还要促进城市内部融合以降低文化排斥的消极影响。     

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间接渠道及其检验

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三条间接渠道,即金融发展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联合效应、金融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金融发展和国债融资的联合效应。本文利用中国和省级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证与理论假说相符。最后,提出了政策含义。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回到G-Z假说

在充分揭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我国宏观数据对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在长期,经济增长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负面效应;而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国内已有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却验证了Galor和Zeira(1993)提出的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线性负相关假说。这一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并不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其真正原因可能在于现行经济增长模式。该研究结论将对我国下一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金融发展二重效应与货币政策传导

基于推动动力特殊性所导致的金融发展功能异化,文章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具有规模化和市场化二重效应的新观点。文章据此结合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新特征拓展了传统金融发展指标,并对金融发展指标从功能上进行了二重性区分,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尝试打开金融发展二重性对货币政策差异化影响的机理“黑箱”,提出了三个非竞争性命题,并对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发展总体上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但这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实现的。第二,从传导机理来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强化利率渠道而弱化信贷渠道;规模效应Ⅱ则反之。第三,在企业抵押能力存在系统异质性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和规模效应Ⅱ还会分别通过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产生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效应。第四,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相对作用内生于金融发展的阶段、结构和功能,而且这一相对作用还会被实体经济的系统异质性放大。文章对于如何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