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在应对公共危机中,政府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是大势所趋,但非政府组织有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要性币口优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现实中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影响着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对此,应在从政府层次、非政府组织自身角度以及社会层次三方面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其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对财政分权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即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利用1999-2007年各省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省份,制造业中对治理水平要求越高的行业增长越快.这个结果证实了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政府治理,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假说.本文的研究说明为了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应适当增加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扩大地方政府分权程度.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和突破 ——基于杭州的调研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协同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注重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以及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2020年以来,全球疫情肆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疫情防控与基层社会治理作出指示,要求"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疫情防控",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一元,在参与疫情防控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彰显了重要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化——基于1978-2019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中央政府立足元治理功能有效与合意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强度与方向.本文以1978-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各历史阶段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与社会责任语义网络演化.研究表明:(1)1978-2019年间中央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注意力总体不断攀升到14.74％,企业社会责任注意力结构由显性社会责任向隐性与显性并存转变.(2)分维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各内容维度注意力中由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单一维度向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价值维度转变,呈现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内容的渐进性与递进式特征.(3)各历史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语义网络呈现较大的异质性.2013年以来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成为核心语义关联,且社会价值共创与共享成为未来政府推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焦点议题.在新时代、新经济形态以及新组织实践的情境下,中央政府需进一步转变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供给逻辑,着重推进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制度建设与实践范式创新,从而契合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新方向.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以《存款保险条例(草案)》为例

在人类社会的绵延发展中,公民参与是国家走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生活、参与治理、对那些关系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基本途径.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不断扩大和完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推进我国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政府不是万能的,这就要求公民要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监督政府的失职及缺陷.当前,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却存在着诸多困境,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增强公民参与的物质基础,构建公民的文化建设,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加强政府与公民的沟通.当下公民社会的发展还不完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意识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导致了公民参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阻碍了公民参与进程和民主治理的推进.因此,依据公共政策性质和合法性要求,选择适度且均衡的参与途径与策略,辅以具体的完善公民参与的措施,是消解公民参与实践困境的有效路径.     

SCP范式下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政策机制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

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服务的重要改革方向。借助SCP范式,引入目标管理、策略选择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着重分析了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过程中,参与主体与购买内容结构对不同主体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参与主体策略行为对最终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形成,上级政策法规不健全导致整体治理结构尚未完善,目前二元协同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损失,不同策略选择行为所导致的绩效侧重对该策略具有正反馈。据此,应通过扩充参与主体并保障其参与地位、加快专项法规体系建设、建立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完善绩效评估内容等方式优化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机制,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工作。     

非政府组织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的实现机制研究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可以在健全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协调机制、法制机制、互动机制、预警机制、自律机制、监管机制、动态机制、学习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宣传机制、评估机制、责任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运行机制.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互联网+背景下青岛市智慧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智慧社区是社区与信息化融合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智慧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从宏观上承担着推动国家和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任,从微观上有利于社区治理理论的创新.在国家"互联网+"战略的背景下,青岛市不断深化互联网+行动,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的社区治理模式.     

科技社团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作用与路径探究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科技社团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非对称演化博弈的多元主体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融入村民的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通过构建地方政府、乡村企业和村民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多主体协同治理中的权责分摊及竞合关系,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利益相关主体的演化轨迹,揭示其协同治理的内生机制。研究发现：（1）各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相互影响,任何一方行为策略的变动将同时对另外两方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乡村环境治理不能仅依赖于政府与企业,村民的参与力度也会有效影响博弈结果。（2）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核心考虑在于参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短期上,政府应加大对不参与污染治理企业的处罚力度;长期上,政府需有效增加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补贴,扩大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正面效应。（3）政府对企业治理行为无法完全监管,村民参与能显著增强政府监管的有效性,间接影响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效果。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经济治理视角

经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治理能否现代化,从根本上取决于治理系统适应经济系统的状况,关键在于把握好经济系统质量互变过程中的状态控制,围绕产业升级、动力升级、基础升级控制经济系统状态,围绕体制升级、机制升级、组织升级控制治理系统状态,通过状态控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治理方式,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指令与市场信号双层治理架构,构建以公司治理为基础、以行业治理为补充、中央与地方政府治理统分结合的多核治理机制,改进治理系统适应经济系统的状况和水平.     

大数据时代跨境电子商务中的多元治理主体及其协同治理结构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的治理是政府、平台企业及社会组织之间基于多层次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协同过程.政府的法规治理以强制性权力为保障,可以解决市场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在跨境电商交易中形成了基础性规则,从外部制约着交易行为,有利于交易行为的均衡稳定,建构了外生秩序;平台企业通过复杂的规则创造和机构设立,以其市场和技术权力,在契约的订立和执行及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机制建构,从而形成了私人权威下的非强制性技术和网规秩序;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则在共识建构和价值观引导等方面发挥作用,从源头上塑造交易行为体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形成了内生秩序.不同治理秩序之间的互补效应共同保障了跨境电子商务的有序开展.     

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收支与地方官员任期——来自省级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各省份任职的党政主要领导在1994年至2012年的详细信息与省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与经济增长等绩效指标,与政府开支等工具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率与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政府收支与任期时长的关系更为复杂。结果说明,以经济绩效考核为基础的政治晋升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和财政行为,地方官员或许还面临着其它不同于经济绩效的激励和约束。这一发现契合了最近中央下发的不能简单把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唯一标准的规定,说明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官员治理和考核体系势在必行。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服务供给——现实定位与路径创新

随着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形成了制约.在上述语境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为下一阶段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在国家治理视域下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在国家治理创新中的现实定位以及创新路径.通过重新梳理国家治理、财政以及公共服务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发现公共服务作为调整三者关系的突破口,其供给机制在很大意义上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保障与转型效果.基于此,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成为未来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同时,逐步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还需要在技术层面丰富公共产品、改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公检法机构与社会组织通过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协调处理的过程与行动。社会管理的内容包括对公民社会行为的引导与管理,包括对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社会关系的协调,以及解决社会问题和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等。甘肃省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着社会管理主体单一、基层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基层管理主体不作为乱作为现象突出、社会管理手段创新不足与社会管理体制僵化等问题。推进甘肃省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就要积极培育和规范基层社会组织,完善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加大社会管理宣传教育与考核,提高基层政府对社会管理的认识,通过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大力推进基层社会管理手段与机制创新。     

政府支持企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政策效果评价

技术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虽然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和实施者,但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支持本国的技术创新行为,在发展本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整性和政府本身的失灵,政府行为的结果有时会事与愿违.故对政府的政策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有利于各项政策得以更好地贯彻和实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因素与建议对策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治理主体之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探讨吸引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中的因素,对于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分析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受到政策、环境、社会关系、乡土情感、个人名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剖析,发现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合法性不完善、地域差异、动机受到质疑等现实难题。因此,为吸引乡贤人才返乡参与乡村治理,政府必须持续完善激励政策,因地制宜地发掘有效用的新乡贤队伍,并且建立基层政府平台,推动新乡贤参与治理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推进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对策

地方政府活动与民众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稳定。目前,我国存在着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不清、政务公开不完善、地方保护及公民参与不强等问题,因此应当采取树立服务型政府治理理念、开展跨区域合作治理、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和鼓励公民参与等措施,以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多中心公共治理范式下的行业协会角色定位

伴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微观经济领域出现了不少管理真空现象,而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治理功能以弥补政府治理空白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了。借助多中心公共治理范式的框架,重新构建政府、行业协会与会员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行业协会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必将有利于更有效地实现对行业的治理。     

精准扶贫嵌入与全面脱贫的基层治理逻辑

全面脱贫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应有之义.在经历了体制改革扶贫和开发式扶贫阶段后,精准扶贫战略成为完成全面脱贫任务的制度保障.精准扶贫战略的制度设计、政策运行契合了当前中国贫困人口结构现状,成为政府主导推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反贫困行动.通过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嵌入、扶贫资源对贫困户内生需求的嵌入,以及行政动员与社会动员的互嵌,实现了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准确和国家扶贫意志的贯彻.在运动式贫困治理背景下,精准扶贫形塑出基层组织积极治理和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并重构了县乡村责任共同体,实现了外部扶贫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效结合.在政府组织、资源输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基层组织贫困治理能力,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贫困机制,成为保障全面脱贫稳定实现和贫困群体长远脱贫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