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政策与妇女贫困——一种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

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在创造农业总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加重了农村妇女的相对贫困程度.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了农民家庭收入大幅提升,实现了农业生产活动向女性化的彻底转型,但土地资产男性分配的传统模式未曾动摇,使女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的步伐滞后于男性.“一孩半”人口政策暗含着“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思想,成为维持农村“男尊女卑”的工具,女性的权利、能力在出生时就被忽略并持续到老年阶段.市场化经济改革使农村妇女的社会权益、经济利益被家庭/社会的整体利益所替代,农村妇女陷入比改革前更艰辛状态.制定农业发展政策和农村反贫困政策,需要从社会性别视角寻求男女两性之间权利、责任、义务、机会和资源的平等而不是“男女一样”.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     

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它的作用会随着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本文以农村贫困为例,研究了市场化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本文发现:(1)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而且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其明显;(2)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总体上来说会减少,其中,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的作用减少得尤其显著,而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却不会显著下降。     

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它的作用会随着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本文以农村贫困为例，研究了市场化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本文发现：（1）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而且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其明显；（2）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总体上来说会减少，其中，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的作用减少得尤其显著，而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却不会显著下降。     

农村外出打工者的返乡创业选择及其逻辑——基于多个案经验资料的分析

农村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选择是在于“现代性”的开启,还是在于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的作用,通过对多个返乡创业实践者经验资料的分析,本文认为,种地、打工、创业等不同劳动形式的比较差异构成了“五有”返乡者创业选择逻辑的外在形式,社会生活抗争及美好生活的行动原则构成了他们返乡创业选择逻辑的内在要求.在市场化社会中,外在形式和内在要求互构共变,型塑着社会成员的劳动形式选择.因此,最优化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需要政府整合政府扶持逻辑与劳动主体的返乡创业实践逻辑,踩准行动实践主体的节拍,提升返乡创业实践者的经营能力,增促返乡创业实践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     

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单一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使得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困境”.既存的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在个体的层面上探讨,本文则运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主观”数据与相关地方财政收支的“客观”数据,在多层次上探讨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上,我们的发现与既有文献基本一致,即城市居民、高收入群体、人际信任度更高、互联网使用更为频繁的公众会更加不信任政治机构,而自由民主价值观较弱的负作用与传统社会价值观较强的正效应并存于大陆公众之中.在跨省层次上,我们发现地方财政的再分配支出加强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而发展性支出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的政治信任度.这一发现表明,经济发展本身非但不足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甚至构成其“合法性困境”的来源之一;国家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再分配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政治公共物品”以提高公众政治信任.     

社会领域中对女性的歧视

对女性在社会领域的歧视,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基于男权视角的,对女性的贬低、排斥,主要表现在网络和就业两个领域内.这样的歧视虽然是精神层面的,不涉及肢体的暴力,但是,社会领域中对女性的歧视,不仅对女性的精神层面造成伤害,而且也阻碍了女性社会流动、社会地位上升的实现.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情感资本

当代社会,每一个体均须在与他人的链接中去证明、实现自身的价值,况且,人自身都有着强烈的“爱和归属”的渴望,摆脱孤独是人的本能欲望,更是达到“自我实现”的必经之路.要摆脱孤独,社会化是人必然的走向.然而,社会化大多需要个体适应并同化于社会.在这一进程中,职业及其工作岗位,则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其中,个体与职业岗位之间走着这样一条道路,那就是孤独—链接、再孤独—再链接…….在这条路上,个体由孤独走向链接,产生对职业岗位的归属感,进而形成群体对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提升人文素养改善理工科大学生“慢就业”现象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倍增,社会文化氛围浓厚,人民更加向往精神层面的生活,理工科大学生就业也更加倾向于能充分实现人生价值的工作。但在理工科大学生就业时,“慢就业”现象依旧存在。通过对“慢就业”现象的分析,将其分为“积极性慢就业”和“消极性慢就业”。“积极性慢就业”是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而产生的,它体现了理工科大学生对更高质量就业的憧憬,而“消极性慢就业”应该通过提升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养得到改善。人文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于理工科大学生将消极的就业观转变为积极的就业观,提高其就业核心竞争力,而且还会完善其知识体系,孕育出兼具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我国住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不能仅仅从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层面进行分析.研究住房问题,要区别住房商品满足“客观需要”和满足“市场需求”两种不同属性.住房首先是满足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需品,是劳动者的一种“客观需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定住房政策的理论出发点.我国住房问题的产生与住房市场和住房政策背离满足“客观需要”这一本质属性直接相关,具体体现在住房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地方政府行为的企业化;住房属性的资本化.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住房问题必须要回归住房商品满足“客观需要”的属性;合理匹配地方财权与事权;坚决打击住房投机行为,适时转变住房上涨预期以及培养“以租代购”的专业化住房租赁市场.     

国外女性创业研究的历程、动态与发展趋势

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中,全球女性创业发展十分迅速,对女性创业的研究也由此成为了学术界新的热点。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女性创业家的个体特征和创业动机扩展到资源获取、创业管理、创业绩效、社会网络、工作与家庭冲突等各个方面。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外女性创业研究的历程,并把它分为了萌芽、基础和发展三个阶段;其次,围绕个体、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对女性创业的研究动态进行文献疏理;最后,对女性创业研究将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中心城市远郊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解决模式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留守儿童”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背景下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它所带来的家庭功能的缺失影响着“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如缺乏正确疏导还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让儿童随父母到打工城市生活和吸引父母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但现实情况下这两种模式的实现有较大难度,而母亲居家灵活就业的方式在中心城市远郊区既易实现又能使儿童至少拥有母亲的关怀,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模式。     

更多兄弟姐妹是否降低个人教育成就?—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文章利用多个微观数据集,检验我国家庭内同胞数量的增加是否会降低个体教育成就,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因个体性别而存在差异.实证结果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兄弟姐妹会对个体产生教育挤占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增加,将导致个体的受教育年限下降,无论个体是男是女都如此,但对女性来说这种效应会更加严重.上述结论在多个微观数据集和系列检验中均显示稳健.研究还表明,中国家庭偏好男孩的传统观念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是导致同胞数量对女性的教育挤占效应更加严重的重要原因.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改善女性在教育中受到的歧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老年父母照料家庭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多代直系家庭成员之间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是我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特征,因而老年人在家庭照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文章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并实证分析了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及料理家务活动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父母的隔代照料显著提高了子女的劳动供给,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6.3％,女性提高了14.3％,并且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幅度远大于男性.此外,隔代照料对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大于城市居民,而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上,公共服务不均等以及就业能力和工作性质的差距是异质性产生的重要原因.文章从老年人影响青年人劳动力供给的角度,验证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女性为何有条件更加“勤劳”.     

对灵活就业人员实施失业保险制度的思考

在推动再就业工作的进程中，灵活就业一方面已成为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又不时地在失业的边缘徘徊。作为社会“安全网”的失业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缺失问题已浮出层面。建立健全动态的覆盖灵活就业人员、与灵活就业形式相适应的失业保险制度已成为当前亟待探讨并解决的课题。     

浅析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

《民法典》第1064条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概括分为“为共同意思表示”“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三种类型。这是我国首次在立法层面上实现该规则的体系化、类型化。但由于我国立法对该规则未作细化规定,导致其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仍具争议。而完善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必须要明确夫妻为共同意思表示的界限、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和共同生活、生产经营的认定标准。分析、找出其目前存在的不足,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填补立法空白,对司法实践亦有助益。     

农村女性就业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市场也逐渐由单一的以农为主的自然就业式向多元化的就业模式转交,同时农村妇女的就业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现阶段农村妇女新的就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村女性劳动力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和限制,使得农村女性在就业方面,与男性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农村女性就业的主阵地还是农村,这一现状不仅阻碍妇女自身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还直接影响劳动力生产事的提高及整个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为此,有必要对农村女性就业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为农村发展服务.     

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根本途径.当前由于思想观念、体制制度、经济成本、自身素质、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障碍,我国农民工“半城镇化”现象突出,主要表现在职业与社会身份的不一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就业与生存状况恶劣、缺乏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社会、农民工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使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     

互联网技能、信息优势与农民工非农就业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信息时代掌握互联网技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技能的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其边际效应为11.85％,尤其对非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法减缓内生性问题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的就业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不同性别和婚姻状态下均显著,其中,中、东部地区、大学学历以下和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个体使用互联网提升的就业概率更高,(3)中介效应与Sobel-Goodman检驗显示,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降低信息费用、提高个体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改善个体和市场对劳动参与者的性别偏好三个渠道影响非农就业,这表明具备信息优势、以互联网使用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对农村非农就业决策存在积极影响,为新冠疫情后就业难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失业困境提供新思路.     

扩大内需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扩大内需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结构会有哪些影响,能否依靠扩大内需更好地带动就业增加、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既实现经济结构转变,又实现就业和收入分配调整,从而更好地协调宏观调控政策和目标?本文利用2007年中日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分析测算了中国国内需求对就业和劳动者报酬、税收和营业盈余①三者的拉动作用.测算结果表明,如果要从根本上确保劳动者报酬比重提高、实现“十八大”报告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还需要出台能够直接带动劳动者报酬增加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