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2001—2007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外商直接投资（下文简称FDI）的相对数据指标,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考察FDI对中国环境的整体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DI规模的扩大促进了行业排污强度的改善;FDI结构上资本密集度的强化则加剧了行业污染;FDI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工业行业排污水平的下降。     

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电子工业子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1999—2002年期间该行业出口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我们发现FDI尤其是来自港澳台的FDI和规模经济对出口有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发现国有资本份额与出口负向相关,而资本密集度、研发和人力资本并不是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表明中国的电子企业大多仍处于国际产品分工链的低端。本文有两个原创性贡献:第一是区分不同国别(地区)FDI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影响的差异,并发现港澳台地区资本较西方国家资本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影响更大;第二是发现劳动力成本水平因素影响FDI对出口作用程度的大小。这些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再考察——基于外资来源和行业差异视角

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估计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于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效应存在巨大差别,FDI提高了工业废水排放,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进一步分析表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港澳台投资和外国投资的质量和行业分布差异。港澳台投资具有负面的环境绩效,而外国投资对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具有改善作用。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分析不同行业的外商资本金构成情况,发现不同来源的FDI在行业间的分布情况存在差异。FDI的质量和行业分布差异,导致FDI对不同污染物产生不同的环境效应。论文为学者们关于FDI对中国环境影响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和环境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规模政府支出真的会挤出FDI吗——基于两者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与结构检验

中国政府大规模支出应对这次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但这种积极的财政投入会不会挤出外商直接投资?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此问题缺乏令人信服的深入研究。本文针对此问题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较好回答政府支出是否会挤出FDI。研究结果揭示,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协整关系,还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FDI是政府扩大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政府扩大支出并不是引致FDI流入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总体来看,政府支出不是挤出FDI的内在原因,但两者存在的负向协整关系说明,政府支出对FDI的抑制作用还是客观存在的。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把政府支出分成几个部分来分别检验其与FDI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生产性支出会明显挤出FDI,而科研支出不仅不会挤出反而对挤入FDI有积极意义。     

FDI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投入的补充和替代作用,并得出了一些理论推断。以世界银行对中国公司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对这些理论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研究一致地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一个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随其引进的外商投资数量的增多而减少;第二,行业层面的FDI对该行业中外商投资较多的企业的研发投入起更大的积极作用。综合这两方面的结果,本文的估测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国内研发投入的净作用是负的。这些实证发现与本文的理论推断基本相符。     

中国吸引FDI区位因素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愈加频繁迅速,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而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东道国吸引FDI流入的因素有很多,如资源优势、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等。采用中国1983-2006年的Panel Data数据,在计量方法上采用的是加入虚拟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并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FDI累计投资额、市场规模及制度因素促进了FDI的流入,而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对FDI的流入无积极影响。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制度作为区位优势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的制度变量作为区位优势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投资国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文化因素、政策变量以及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吸引FDI具有正的显著影响,而中国的关税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政府廉洁度对流入中国的FDI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汇率、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贸易结构

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与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首先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汇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渠道,并利用2002-2010年的数据,实证验证了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和汇率预期对FDI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以掉期收益率衡量的汇率预期对FDI流入的促进作用最明显,而且人民币升值的持续预期是近几年来我国独资形式的FDI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预期、独资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贸易结构的关系,通过SVAR模型证明了独资形式的FDI是造成贸易两极分化的原因。     

地区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进入的影响

随着我国FDI流入量的逐年上升,现行金融体系能否适应外资的大量流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我国1998-2007年间28个省区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影响FDI的流入,但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其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FDI流入,且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     

新兴经济体FDI流入的决定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吸引FDI流入是新兴经济体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FDI活动深受东道国区位因素的广泛影响。利用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新兴经济体吸引FDI流入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东道国聚集效应、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资源禀赋、经济开放度显著正相关,但与东道国人力资本和政治风险负相关。因此,中国应该强化FDI的区域聚集效应、行业聚集效应和特定投资来源地聚集效应,保持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体系和引资战略,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FDI流入的产业结构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FDI流入的技术外溢、集聚效应和挤出效应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对按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要素密集度分类的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调整的表象作用;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对按三次产业和按贸易方式分类的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实质性影响.     

四川省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到华直接投资的外资企业越不断的增加,四川省也在不断地提出对FDI流入有利的相关政策法规,来吸引外商到四川进行投资.本文选取2001年到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为四川省的FDI提出政策建议.     

母国特征、FDI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国特征及进入东道国行业特征来区分FDI的投资动机,并利用2001~2012年中国39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投入当期只有市场寻求型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滞后一期则只有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体来看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寻求型FDI;而战略资产寻求型FDI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服务业FDI的流入对我国服务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关于服务业FD(I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现有的实证分析尚无统一的结论,而且,目前对中国服务业利用FDI与服务进出口贸易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较少。因此文章利用时间序列计量方法,选取了1989-2008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服务业FDI流入额与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服务业FDI流入在长期可以解释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扩张的原因,但短期分析并不显著。同时研究发现服务业FDI的流入会导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的增加。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

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利用细分行业的数据对汇率变动与FDI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成本导向型”FDI有着不利的影响,但促进了“市场导向型”FDI的投资。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储蓄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近二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同时,中国的国内居民储蓄也呈现上涨的趋势。选取利用中国l985—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基于单位根协整理论对FDI和国内储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验证了钱纳里和斯特劳特＂两缺口＂模型的适用性,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中国的储蓄水平有着影响作用,能够增加投资,促进国内储蓄的形成;同时也通过模型测度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国内储蓄的影响力度。     

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及其模型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制造业行业内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按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分组检验显示,行业资本密集度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而外资参与度并不是决定外资溢出效应强弱的主要原因。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加深,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规模正在迅速增长。由于服务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区位决策也必然不同于制造企业。文章试图从服务业的特征出发,探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服务业FDI在中国的区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整理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行为。随后,利用1998-2004年中国大陆1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1)从全国来看,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程度是影响我国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2)在东部地区,服务业FDI体现出较强的追随客户的特性,而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才能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3)分时期的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追随客户的特性有逐渐加强的趋势。此外,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一直对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有所偏爱。     

人力资本因素在中国和印度吸引FDI中的差异

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后,关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是否使得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减少,甚至使得FDI转而流入印度的讨论引起诸多学者的兴趣.笔者通过对中印两国在人力资本因素上对吸引FDI流入的差异进行比较得出结论:未来关于吸引FDI的竞争将不是FDI流入量的竞争,而是FDI优效结构的竞争,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是改善FDI流入结构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