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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企业信息化建设是当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开展的关键环节。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营商环境质量的调查数据,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会激励企业应用信息技术。进一步,本研究还揭示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调节机制,即劳动生产率和企业规模会负向调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信息技术投资水平的积极影响,而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积极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不过,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信息技术投入水平的积极影响会随着企业信息技术投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弱化。本研究丰富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管制对企业内部资源重构影响的相关文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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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2001—2015年地级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产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其中,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最大;研究同时显示,产业智能化可以一定程度抵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负面影响,且在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最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创新效应缓解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不利影响。文章的结果表明,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培育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当前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企业迈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举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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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9月1日起,上海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由原有的690元提高到75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由现行的6元提高到6.5元.这是上海自1993年在全国率先推出最低工资制度以来,连续第14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继上海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与之毗邻的浙江、江苏两省近期也将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提升到750元.有评论说,沪浙苏三省市这样的"不约而同",或许已成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向深度推进的一个标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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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自1995年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广东各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但与北京、上海相比,广东省在最低工资标准方面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而且未能与职工平均工资和人均GDP的变动相适应。本文基于2004-2011年广东2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广东省平均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显著为正。因此广东省可继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并加强宣传和监管力度,以缓解当前广东省招工难的压力、维持社会和谐稳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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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人力资本扩张为切入点,构建了最低工资、人力资本扩张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理论框架,并使用中国1998-2013年284个地级市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显示:最低工资上调会显著抑制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削弱了企业的市场势力,但该抑制效应在人力资本扩张的背景下得以缓解。同时本文通过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因此,适度、稳定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及推动人力资本质量的整体提升有助于保持企业成本加成能力及其动态竞争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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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人力资本扩张为切入点,构建了最低工资、人力资本扩张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理论框架,并使用中国1998-2013年284个地级市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显示:最低工资上调会显著抑制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削弱了企业的市场势力,但该抑制效应在人力资本扩张的背景下得以缓解。同时本文通过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与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因此,适度、稳定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及推动人力资本质量的整体提升有助于保持企业成本加成能力及其动态竞争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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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本文尝试从企业避税视角理解这一制度的潜在影响。理论上,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与生产调整难度,这会使企业在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此时企业通过税收规避抵御风险的需求增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推断。企业所在地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0元,企业通过避税所带来的所得税现金流出会下降约2.52%。进一步,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那些劳动力成本更有可能因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而增加的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和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以及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成长性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少和经营杠杆系数较高的企业)。最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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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括介绍了最低工资标准的概念和简单回顾了美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历史,分析了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确立和8次调整,以及2011年美国各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将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进行了比较。同时,还详细介绍了美国劳工部对雇员享受最低工资标准权利的法律保障方式和措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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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2017,(6):153-168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3年数据,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同区县不同时间上的差异,在分别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工资、就业的影响后,本文重点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劳动参与,尤其是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1)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员工的雇佣工资显著增加6.6%,被雇佣概率下1.2%,但在10%的统计水平下不显著。(2)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增加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增加1.86个百分点,且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主。对工资收入处于最低25%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是显著增加3.03个百分点。(3)综合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以及进入劳动市场后就业概率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16—55岁已婚女性中就业个体的占比显著增加2个百分点。(4)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中年、低教育水平或来自西部地区的已婚女性。在劳动供需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形下,通过激活劳动力存量,上调区县最低工资标准对短期内缩小中国劳动力供需缺口有重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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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改善分配格局,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及2014年3轮调查形成的面板数据和与之相匹配的区县层面最低工资标准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0元,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0.024,具有明显的经济效果。通过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或用各类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保持。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主要通过收入效应使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获得提升,进而缩减了其与中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本文并没有发现就业挤出作用存在的明显证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