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科学选择

在浮动汇率制下,各国不再规定汇率上下波动的幅度,中央银行也不再承担维持波动上下限的义务,各国汇率是根据外汇市场中的外汇供求状况,自行浮动和调整的结果.中国汇率制度目前尚不具备自由浮动的条件.我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选择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正确的选择.     

在浮动汇率制下对汇率实施干预:智利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文章介绍了智利在从管理浮动汇率制向完全浮动汇率制转变过程中较成功地实现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结合政府进行适当干预的案例,并对此进行了理论解释。这一案例对我国的汇率市场化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转轨时期的选择

我国当前既不适合实行严格固定的汇率制度,也不具备条件充当国际上关键货币,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在战略过渡期内,仍需要借助美国等中心货币的优势,走向亚洲区内的重要货币。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在保持适度灵活性的前提下“搭便车”;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及时释放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可给国内经济调整与转型以适当的条件和时间。当前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是有条件的。     

管理浮动汇率制下的外汇市场干预：国别经验

本文对目前或曾经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国家外汇干预的措施与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国家外汇干预透明度较低,外汇市场干预会影响汇率水平,但干预措施（如征收托宾税）短期效果更明显。长期来看,需要构建适合我国实践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增强汇率弹性,提高金融体系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     

新加坡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目前,国内对新加坡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研究以定性讨论为主。本文从定量角度出发,研究新加坡管理浮动汇率制的运作,并以经济特征相似、实行货币局制度(典型的固定汇率制)的香港为参照系,评价新加坡管理浮动汇率的宏观经济表现是否更好。我们认为新加坡管理浮动汇率制使得其经济增长更快、更稳定,通货膨胀率更低,波动性更小。我国多年来实行的实际固定汇率制带来了与香港相似的宏观经济后果,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东亚五国的管理浮动汇率制研究——从汇率的制度性浮动出发

利用汇率的制度性浮动指数公式,我们对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五国管理浮动汇率制进行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新加坡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较高,其他四国均较低。对危机后实证研究的结论是,这些国家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比危机前要高。其中,韩国汇率的制度性浮动程度己高于危机前单独浮动的日本。在此基础上,我们用多元OLS回归方法对每日数据进行验证得到的结论是:2004年以后在东亚五国货币汇率决策中,美元的重要性或与美元的联系已经明显减弱了。     

浮动汇率制下企业规避外汇风险的选择

浮动汇率制度下,企业必须应对汇率波动的风险。企业的外汇风险有交易风险、经济风险和会计风险。贸易融资和远期结售汇是当前我国企业普遍使用的汇率避险工具。其他的选择方案还有改变结算币种和结算时间、外汇期货和期权合约、掉期交易等。企业应根据企业自身规模和进出口产品的市场环境,采取适合于自身特征的规避外汇风险方案。     

在浮动汇率制下对汇率实施干预：智利的经验及其启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智利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与此相应，那时智利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汇率目标制（exchange rate targeting）。这种制度的特征就是，货币政策的一切操作都以保持本币与所确定的目标货币（智利选择的是美元）保持钉住关系为出发点和归宿。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对新加坡汇率制度的实证研究

新加坡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其BBC制度又是中间形式汇率制度的一个典型,故研究其汇率的运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5年人民币汇改隐含BBC的逻辑,所以本研究对理解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也会有所参照。本文在多元线性回归的基础上引入外汇市场压力变量并采用了多结构改变模型(MSCM),通过对新加坡1999年以来的数据测算得到其BBC汇率制度的各组参数,包括汇率篮子的权重分配、权重调整的时点、新元对整个篮子的长期升值趋势和外汇市场干预程度。本文还对比了分析所得结果与新加坡金管局定期对外公布的货币政策立场,发现二者的匹配程度比较好。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与汇率制度选择困境

货币错配是诱发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加大了危机的解决成本。货币错配问题的形成是内外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长期实行的“软”钉住汇率制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了货币错配与汇率制度选择的两难困境,僵硬的汇率制度为货币错配风险的累积提供了正向激励,加深了货币错配,货币错配程度的加深强化了汇率制度的“浮动恐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走出这个困境。     

外汇体制、税收与腐败

本文研究了外汇体制、税收和腐败之间的关系,比较了在有外汇管制和无外汇管制两种情况下,外汇体制对税收和腐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腐败对产出有正作用时,外汇管制将导致较高的税收和较严重的腐败。如果腐败对产出的正作用较小,那么外汇管制将导致税收增加。如果税收扭曲的作用非常大,那么外汇管制将导致腐败下降。当腐败对产出有负作用时,外汇管制将会导致较轻微的腐败和较高的税收。如果腐败对产出的正作用非常大,足以弥补由于高税收所造成的产出减少时,政府会采取外汇管制措施。如果腐败对产出的正作用较小,并且高税收对产出负作用很大,那么政府将采取没有外汇管制的体制。     

人民币双边事实汇率制度与中国出口增长

与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不同,本文研究汇率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论发现:中国同34%的贸易伙伴是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对固定汇率制度贸易对象的出口规模是浮动汇率制度贸易对象的1.30~1.92倍;如果中国同所有贸易伙伴均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出口将减少6.42~13.29%;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品的作用更明显。这意味着固定汇率制度不仅增加了出口规模,也优化了出口结构。寻求固定汇率制度的替代性金融工具是未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课题。     

基于汇率制度影响因素的汇率制度选择：一个理论综述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影响汇率制度的因素包括许多方面。基于影响汇率制度的经济因素,应从经济结构特征、价格确定及货币危机理论等角度探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基于影响汇率制度的政策因素,应从政策配合、BBC规则及政府信誉等角度探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此外,对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多次金融危机后开始大量增加,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原罪论”与“浮动恐惧论”。     

“三元悖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浅析

"三元悖论"作为经典的金融理论之一,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性、资本自由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的矛盾,为我国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对我国经济中的"三元"即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汇率制度进行分析,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为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2005年汇率改革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并研究、完善、及时调整货币篮子的币种及其权重,改善央行在外汇市场的干预机制,同时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产品和交易制度以及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汇率制度转型的贸易和收入效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形成一个有充分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中国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型。然而这种汇率制度的转型能否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本文基于引力模型框架,研究了汇率制度转型对于贸易的影响作用,并运用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了贸易开放对于人均收入的影响作用,综合得出汇率制度转型通过贸易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浮动汇率制度,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对一国贸易和收入的增进更多,增进的多少会因各国开放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具体而言,我国2005年汇率改革由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向富有弹性的中间汇率制度转型,这一变化带来的当年福利改进,相当于GDP总量的近1.09%。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评述

本文从“退出战略”角度评析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分析了盯住篮子货币与盯住单一美元在稳定汇率方面的不同操作策略。然后,从逻辑上推出目前所实行“参考”篮子货币的内涵及在当前汇率制度下,央行可能存在的操作策略。最后利用实证的方法验证了在现有的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权重仍占到95%以上,欧元和日元的比重较小。文章因此认为,短期内,我国的汇率制度仍是“参考美元为主的软盯住的汇率制度(Defacto)”,还没有真正退出,并分析了没有真正退出的原因。     

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中国通胀的区制转换特征研究

我们通过扩展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对名义汇率升值和通胀的相互替代作用进行了理论解释,并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研究了1983年1月至2010年11月间人民币/美元汇率和中国通胀率的时间序列行为。经验研究显示,在缩小中美之间价格差距的过程中,结构性通胀与名义汇率升值有着相同的作用。人民币外在升值压力与国内通胀并存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平衡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我们认为,通胀与名义汇率升值的合适政策搭配会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并逐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