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管理者：论管理者更迭机制

在“两权分离”的制度框架下，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管理者进行约束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定时得更迭机制作为对企业“代理人”的约束和控制机制，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在任用管理者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选择管理者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市场化。     

公司治理与企业内生风险

一、公司治理与企业内生风险的关系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就如何处理委托代理关系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经理人）之间既需要合作又存在冲突的现实情况,为“没有显著控制权的所有权和没有显著所有权的控制”命题成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到逻辑支撑。传统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委托人作为“强势群体”;而代理人作为“弱势群体”,却拥有“没有显著所有权的控制”,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效应函数）经常不一致,在委托人看来,代理人做出的决策不是最优的,除非委托人能有效地约束代理人,因此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制衡机制,协调彼此的责、权、利关系。基于这种认识,委托代理理论主要从解决信息不对称、搭便车和信号显示等方面解释了代理成本的节省和分担问题,从而从理论上为委托代理关系投资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     

家族企业中的歧视现象 --作为非正式治理机制的歧视

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于家族企业，本文认为，歧视是家族企业在正式治理机制弱化情况下实施的一种非正式治理机制。家族企业扩张和管理的复杂化，要求雇佣高能力的外部代理人开展专业化分工，但是，现有的正式治理机制难以抑制外部代理人的寻租行为，过高的代理成本阻碍了分工的深入。业主会利用家族代理人和外部代理人共享的“准私人信息”，以及代理人之间信息租金的不同分布，根据血亲关系和私人关系在不同代理人之间实施歧视，通过给与家族代理人优厚待遇，达到抽取外部代理人的信息租金，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公司治理下诚信责任的履行

一、公司治理中诚信责任履行的障碍诚信责任的本意是“诚实不欺，恪守信用”。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现代企业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契约机制，但由于这种契约的不完备性，给诚信责任的履行造成障碍。１．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分离，导致股东和管理者的目标利益不同，而存在激励不相容是诚信责任难以履行的根本原因。委托人投资企业的目的是希望代理人能够从公司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出发，从而达到公司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即实现其剩余索取权力；代理人（经营者）则以其剩余控制权控制企业资源的优势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这…     

我国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若干问题

设立独立董事的依据是解决委托人同代理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弥补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但在我国特殊的“二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中，要正确界定独立董事同监事会职能。我国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着独立董事“不独立”和独立董事鸡以“懂事”、独立董事从事其特殊职能的信息不充分、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必须注重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严格规定独立董事任职数量和确保丁作时间、合理界定独立董事同监事会的职责，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     

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

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制度应从“行政式管理”向“公司式治理”过渡。而“公司式治理”制度的构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使经营者(代理人)在合理的并由法律规范保障的约束条件下享有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相适应的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尽职尽责地履行对出资者(委托人)的义务,为出资者谋取利益。为此,必须解决好以下问题:所有者缺位问题;委托代理链条过长的问题;控制权的配制问题;对经营者(代理人)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对经营者(代理人)的评价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等。     

公司治理道德风险的起源及其机制设计——基于契约不完全的视角

公司治理契约的不完全性诱发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当事人道德风险行为,制约着企业经营效率,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文章从契约不完全性视角探讨了公司治理道德风险的本质和起源,并从公司治理当事人委托代理交互关系中指出了委托人-代理人框架、委托人-监督人-代理人框架、知情委托人框架三类道德风险分析框架。结合公司治理道德风险的本源,从微观视角提出了偏好治理机制、声誉治理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横向监督机制以及第三方执行机制五种由弱到强、由内到外的道德风险多层次治理机制,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了五种治理机制的作用机理。最后,对五种治理机制在公司治理道德风险中的规制效能进行了总结并从外部竞争对内部机制的影响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论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构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过程中，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着国家股代理人虚位，漠视公司利益相关的人权益，职工参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程度低、缺乏培育企业家的体制，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等不足。重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议构造股权多元化结构，允许银行持股参与公司治理，大力推行职工董事制度，建立健全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韧性治理——“一带一路”10周年的金融治理沿革及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以来，金融服务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通过金融合作机制助推“一带一路”成果由合作伙伴共享。然而，当前“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却面临大国竞争和俄乌冲突的外部压力，加之金融市场的内生性风险，给“一带一路”金融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下“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目标，本文基于生态学的韧性治理理念，系统阐述了金融韧性治理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治理范式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在具体治理实践中，“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应重塑高效响应的韧性治理理念、构造协同共治的韧性治理主体、塑造周密细致的韧性治理体系、采取均衡完备的韧性治理举措和构建切实有效的韧性治理机制，为防范“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金融风险构筑“五位一体”的韧性屏障，搭建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金融治理框架。     

从美国公司信誉危机看“一元制”公司治理的缺陷—兼论我国公司治理框架选择

“一元制”公司治理的缺陷，是去年年末以来美国公司信誉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它主要表现在：股东至上主义的公司治理理念；公司决策权过度集中于单一组织及个人；主要依靠公司外部监管的监督约束机制；过分崇尚股权奖励的激励机制。在我国最初公司制企业制度的设计时，曾吸收了“一元制”和“二元制”的优点，但后来则表现出日益向“一元制”公司治理发展演变趋势。作者认为，这次美国公司会计丑闻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应尽快扭转目前的这种美国化趋势。回到《公司法》厘定的基本框架上来，按照“二元制”公司治理的构想来探索我国公司治理的走向。     

西方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比较研究

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体现为市场主导型与组织控制型两种典型的不同导向;在这两种不同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下,其代理人约束机制各自偏重不同的内容,其代理人激励机制在激励形式与效果上存在明显差异;基于一定制度支持体系的混合治理模式,是当前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性选择。     

公司治理与会计监督

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下,代理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就必须解决委托、代理双方的矛盾冲突,建立一整套良性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从而导致了公司治理的产生。而会计监督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实现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文章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入手,在公司治理框架下探讨会计监管的完善。     

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理念下的全球企业治理

目前全球已发布多个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设定为核心发展目标。企业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治理体系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落实“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关键主体，但这一理念表述抽象，难以指导企业的日常实践工作。当前企业人工智能治理也面临成本与收益不匹配、组织架构不完备等问题，阻碍治理目标的实现。“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是推进人工智能各环节活动的一种伦理治理机制，与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密切相关，要求在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活动中形成“政府监管—行业服务—企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以人工智能融合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AI+ESG）理念作为企业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核心，将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有效的实践规则，并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的特征分别采取渐进式或重构式的治理模式，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人工智能治理责任。     

浅析信息失真的原因及对策

1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分析 1．1产权与治理结构因素 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产权中各行为主体存在不同的利益驱动，法人治理结构中相互制衡机制失效。公司制改革后，各级政府部门、国有控股公司以及各类国有产权代表，虽然通过一定的方式被明确为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履行资产所有者的职能，产权关系也有了明确的界定，但仍然缺少所有者的真正严格的监督和硬性约束。国有企业的各产权主体的利已动机是普遍的。在信息不对称、监督与约束机制软化时，就有可能将这种利己动机转化为现时行为，会造成代理人之间的“合谋造假”。     

"内外兼修":新型寿险产品永葆生机的关键

尽管目前新型寿险产品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困惑期，但它仍将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寿险市场的主力军，这是毋庸质疑的。但要使新型寿险产品能永葆生机，寿险公司必须着力于“内”、“外”两个方面：于内，完善产品结构，强化保障功能；转变经营理念，规范代理人行为；于外，有条不紊地推进混业经营，形成寿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银保长期合作，利润共享。     

股票期权激励与最优激励系数

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度实质上就是委托代理制度。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的不完全一致引发了“道德风险”问题，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就必须要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促成代理人的合理行为，从而保证经理人和股东利益实现渠道的一致性。股票期权制度正是这样一种满足激励约束相容机制的设计。然而，在设计期权激励制度的时候，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激励系数的确定，针对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代理人提供不同的激励程度，并使其满足激励约束相容条件，则是实现最优机制设计的前提。     

试论国有企业的“激励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

国有企业的“激励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设计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的委托人是国家，为了避免发生代理人利用委托人的授权，从事与委托人利益不符的活动，减少道德风险，委托人就需要设计一套对代理人的“激励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监督或制约是事后纠正，激励则是事先预防。激励的核心是将经理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针对经理对货币收入的追求，资本所有者通过确定一个最优报酬计划来实现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约束。一、国有企业的激励制约机制“激…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

两种流行的公司治理模式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和激励成为公司治理的首要问题。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讲,公司治理实质上是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资本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既能实现对代理人的激励,又能消除上述代理人问题,使委托人效用最大化。西方各国已形成了适合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公司治理结构,基本上解决了激励问题和代理人问题。目前在西方流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另一类是以…     

新时代南海区域海洋合作研究

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南海区域贸易来往日益密切，政治互信不断加强，新时代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南海区域海洋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目前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海洋合作主要有海洋经济、海洋生态环保、海洋防灾减灾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面临着战略沟通及互信有待提高、海洋经济合作层次不高、缺乏成熟的海洋环保合作机制以及海洋减灾防灾合作动力不足等制约因素。新时代南海区域海洋合作应本着打造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增强海洋合作的战略互信、构建多边合作机制和法律机制、深入互利互惠的蓝色经济合作、深化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以及共建共享海洋公共服务产品等路径推进海洋合作的不断深入。     

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的学理阐释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仍然是我国乡村绿色发展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的“资本逻辑”影响污染治理主体的理念和行为，使我国推动乡村绿色发展过程中在乡村污染治理问题上存在形式主义、主导性缺失、意识淡薄、治理边缘化等主体异化的现实困境，导致乡村绿色发展效果弱化。为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差异性入手，反思乡村污染治理主体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探究地方政府“公共利益代表”与“经济人”特性的矛盾、村级组织“农民代理人”与“逐利者”身份并存、农民之间“互惠”转向“互利”、社会资本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的产生根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向。乡村绿色发展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在乡村污染治理过程中，要从遵循科学发展理念以及优化顶层制度设计、提高村级组织的组织自主性、完善乡村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转化为治理主体经济收益的市场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乡村绿色发展优化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