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前景理论的腐败行为分析

基于美国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来分析腐败行为,考察腐败行为的起因、特征及治理手段.研究发现,在行为人效用最大化并保持固定时,腐败随着惩罚率的增大而减小,随着风险厌恶系数的增大而增大,同时也随着其个人参照点的提高而增大.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殊经济行为.导致腐败的相关因素主要有公职人员社会角色双重性、混合经济、"政府产品"问题和制度缺失等.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公职人员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与其对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有关.反腐的重点在于遏制腐败,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腐败成本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遏制腐败的主要对策.     

人情视角下我国腐败行为的文化透视

在既有的我国腐败问题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沿用西方的研究范式并从宏观结构性因素中去寻求腐败现象蔓延的原因,而忽略了我国特有的本土性解释概念以及微观层面上腐败行为的运作逻辑。本文从我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社会行为持续发挥作用的人情因素及其视角出发对我国腐败行为进行研究。我国腐败行为中的贿赂并非像政治学和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单一,是与权力进行交换的工具和资源,而是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礼物馈赠具有相同的运作逻辑,即是表达和给予人情的一种方式。腐败行为中的行动主体通过"有义务地给予—有义务地接受—有义务地回报"的"人情往来"过程,将个人利益纳入双方关系的义务之中。因而,人情的义务性取代了制度的规范性,导致制度在面对通过人情往来而形成的私人关系时失去了其应有的规范作用,由此导致和加剧了腐败行为的滋生与蔓延。     

腐败与反腐败理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对腐败行为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 ,可以归纳出几个重要的推论 :第一 ,由于人的理性有限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不可避免 ,任何人都有滑向腐败的可能 ;第二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腐败惩罚机制不够完善时 ,一部分腐败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罚或者有逃脱惩罚的可能 ,短期之内腐败收益远大于腐败成本 ,使得政府当局反腐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失效 ;第三 ,由于反腐机制的不完善 ,反腐败政策因此陷入两难困境 :如果惩治过于严厉 ,腐败者会孤注一掷 ,加剧腐败 ;但如果惩治不够严厉 ,就达不到敲山震虎的目的 ,会诱使未腐败者腐败。     

行为环境、社会资本与腐败均衡的演化机制

文章研究的是腐败路径的选择及其变化的内生微观机制。在完全信息、制度环境不变、社会成员同质条件下,存在两个稳定的腐败均衡;当社会成员非集体理性行为不受约束时,腐败将成为行为人占优策略,全社会也会因之陷入高腐败均衡"陷阱"。在模型引入社会资本因素后,我们发现,在制度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信息不完全、社会成员的异质性、相互信任程度和腐败环境,是可能引起腐败路径转变的关键因素。上述理论分析得到了微观经验数据逻辑回归结果的支持。     

浅析村干部腐败行为的原因与对策

村干部作为治理我国农村事宜的重要人员,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存在侵占公共财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集体土地、拉拢、贿选买官、私分公款等腐败行为。导致这些腐败行为的原因中不仅包括村干部自身的原因,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应从以下几个途径来治理村干部腐败:在总体格局上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斗争力度;在乡镇层面加大腐败预防和制度防腐的力度;在村两委层面上完善反腐防腐体制机制;同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消除腐败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村干部作为执行国家颁发的有关农村政策的主要主体,作为国家发展农村基层建设的依靠力量,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农村建设稳步发展。     

非均衡条件下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当代腐败活动呈现不断蔓延的态势,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缺陷"为各种腐败活动提供了空间;二是体制转轨过程中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和不稳定性,诱发了政府官员的投机腐败动机.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行为作了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视角

本文同时考虑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三个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进而构建了理论模型。从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基本模型中,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的偏好程度越高,则其努力程度越高、腐败程度越低。而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官员的努力也越高,但对腐败水平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在进一步假设腐败会被惩罚的拓展模型中,基本模型的大部分结论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分权程度的对努力的影响也变得不确定了。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对官员腐败惩罚的力度和对官员腐败的惩罚准确程度的影响,相关命题表明,如果对官员腐败惩罚的越严厉,并且对官员腐败的惩罚越准确,官员努力水平和官员腐败程度都会变低。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还对以往文献的结果进行了重新解释。     

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

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虞月君腐败的产生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理、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本文试图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源。一、腐败的经济学意...     

中国腐败问题探究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具有这毁灭性的破坏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制度尚不健全,在防治腐败上也是如此。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腐败问题在中国不可谓不重。要防治腐败就必须从认识入手,本文从腐败的危害出发,针对中国实际提出了政府腐败行为和民众的腐败观,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分析中国腐败现象,希望能对于充分认识中国腐败进而解决这一问题有所裨益。     

东道国腐败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吗?

制度基础观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会影响跨国公司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削弱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整体竞争优势,不利于跨国公司决策者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制定和调整.为了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中腐败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本文采用2001—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因腐败等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人数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腐败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存在显著的摩擦效应.其中,东部地区腐败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阻碍大于中西部地区,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照不同时段重新检验后发现,现阶段(2007—2014年)中国腐败频数和腐败强度较前期(2001—2006年)明显下降,由于国家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推进,腐败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润滑剂作用难以为继.     

廉政建设的经济学思考及制度保障

本文主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腐败行为的界定、腐败行为的产生、以及腐败行为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寻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     

非均衡条件下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当代腐败活动呈现不断蔓延的态势,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缺陷”为各种腐败活动提供了空间;二是体制转轨过程中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和不稳定性,诱发了政府官员的投机腐败动机。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行为作了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卖官"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卖官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卖官者卖官或供给官职,除了当官者拥有择官权以及现行的监督与惩罚手段相对滞后以外,还有就是巨大的经济收益以及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调.因此,在治理卖官现象时要不断强化反腐败的制度创新,推进社会文化意识创新、利益分配制度创新等等,从总体上扩大卖官成本,减少卖官利润,以遏制卖官行为的蔓延.     

上市公司政府补助与出口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股权性质与制度环境的视角

本文以我国2008 - 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补助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股权性质与制度环境对此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补助由于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从而能有效促进企业的出口行为;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民营上市公司的政府补助更能促进企业出口行为;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出口行为的促进效应更强.     

保队审批制度与寻租行为分析

我国保险业正处于大力发展的时期，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以提高自身竞争力。现行审批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业的发展进程，调整与改革审批制度势在必行。审批制度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双向寻租。这种寻租行为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是非生产性的。改革审批制度，有利于提高政府办公效率，改善发展环境，也有利于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问题分析

随着时代发展,腐败行为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文章基于经济人假设对腐败的预期成本收益问题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并指出腐败成本收益分析法应用于实际的复杂性和前提条件。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文章在此提出一些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案,以求降低腐败的发生率,实现政府行为的廉洁高效。     

保险审批制度与寻租行为分析

我国保险业正处于大力发展的时期,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以提高自身竞争力.现行审批制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业的发展进程,调整与改革审批制度势在必行.审批制度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双向寻租.这种寻租行为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是非生产性的.改革审批制度,有利于提高政府办公效率,改善发展环境,也有利于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腐败的经济解释

本文在对“腐败”定义的基础上，运用“经济人行为假设”、“成本—收益”和“寻租理论”等经济理论工具，对腐败行为的产生进行剖析，探讨了中国当前存在大量腐败现象的经济和社会根源。进而得出不完善制度导致的经济运行的非效率是导致腐败行为产生的最根本源泉，并对腐败治理进行理论分析和建议。指出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是遏止腐败行为的有力杠杆，但最根本的措施是推进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制度的建设。     

农民生活型环境行为对农村环境的影响

农民环境行为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具有直接性、根源性,农村环境问题是广大农民生产和生活活动直接作用的结果.农民的环境行为可以划分为生产型环境行为和生活型环境行为,二者互动互构,形成农村环境问题的内在生成机制.目前,学术界还很少关注农民日常生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将以环境行为为研究视角、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分析农民日常生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建构一个农民生活型环境行为的分析框架,为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促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新思路、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