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江西宗族与争讼之风的应对

宋代以来,江西的诉讼之风一直较为盛行。清代时,江西的诉讼案呈现宗族化倾向,而且新的特点是借助宗族公产为诉讼的资金,结果加剧了清代江西的诉讼之风。江西地方政府和作为地方势力的宗族都曾采取过一些措施遏制这类风气,且起过一定作用,但诉讼之风依然日益严重。虽然如此,宗族之情对清代江西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起过重要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对照当今农村基层的社会治理,引导农村宗族活动,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析清代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区域性特征

清代经济作物的种植较前代有了较大发展,并且呈现出区域性、商品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其中种植布局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桑、麻等传统经济作物虽然受到棉花的冲击而面积有所缩小,但在某些特殊有利的区域却异常集中和发达。棉花、烟草等新兴作物在普遍推广的同时,也日渐形成几大主要产区。在此基础上,全国开始出现了三大经济作物种植区。这些经济作物的区域发展,是地理环境和商品经济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效果,并且影响到现代经济作物的种植布局。     

清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

清代朝廷对乡村社会推行乡约加保甲的治理策略。史料记载表明,清代江西的地方官员切实执行了朝廷的乡村治理方略,在乡村强力推行乡约、保甲与族正制。清代江西的乡绅们积极配合地方官员,在乡村设立族正制,并积极主动将康熙皇帝的《上谕十六条》、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的核心思想,具体化为家训、族规等的具体条规,以约束、化导、塑造族人。     

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主要农作物的种植与传播

目前对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农作物的种植与传播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针对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主要农作物的种植及传播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历史时期主要农作物种植趋势是地域范围逐渐扩大，但过程相对缓慢；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两大类农作物中，粮食作物的种植与传播较经济作物更为广泛；清代是凉山彝族地区农作物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外来作物在凉山各地始种时间有先后，不能笼统地界定其传入凉山的时间。     

清代江浙地区米粮不足原因探析

伴随着全国性的人口数量的空前增长,清代江浙地区的人地矛盾日益加剧,巨大的人口压力,加速了这一地区早在明中叶以后就已经开始的农业商品化进程,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家庭手工纺织业及专业性商业市镇由此得到迅速发展。加之19世纪中叶后通商口岸制度的确立和机器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江浙地区近代都市的兴起。这一切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或刺激了其米粮需求的膨胀,或弱化了其米粮供给能力,从而使得原本足食天下的江浙地区粮食自给日益困难,并最终形成了仰食他省客米的局面。此外,清代江浙地区漕米负担的繁重、田賦税捐的苛猛,乃至于粮食作物单产水平的下降,亦是导致其米粮不足的重要原因。     

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

本文从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矛盾统一的角度探讨了清代陕南地区种植业盛衰的过程以及原因。清代前期,陕南种植业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发展,具有相当不同的面貌。其总的状况,是地广人稀、农耕区域狭小。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大批南方流民徙入陕南,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种植业的发展。其中,以玉米、马铃薯等新作物的推广为主要内容的粮食生产的兴盛最为显著,经济作物与经济林木在种植业中的地位亦有所上升。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陕南人口显著减少,农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经济作物与经济林木的种植日见式微,种植结构与作物布局的不合理性愈加严重,种植业的各个重要方面程度不等地趋于衰退。导致清代陕南种植业由落后到兴盛、又由盛转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业政策与农业垦殖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史表明,第一,符合一定地区特点、具有灵活性、长期性和延续性的农业政策,能对种植业的发展起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必然严重地阻碍种植业的发展。第二,以滥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换取来的种植业的兴盛,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其衰落是难以避免的。     

清代湖广漕额辩析

关于清代湖广的漕额,以往一些论著大都认为湖广位居江南、浙江、江西乃至山东之后。本文对些予以澄清,并对当时湖广地区的实际生产水平作了论证和说明。     

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溺女之风与宗族应对

清代江西农村社会溺女之风很盛,同时,宗族势力强盛。但面对溺女这样的不良习俗,宗族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加以禁止,只有一些宗族在族规中用劝诫性语言禁溺女,一些宗族设立育婴会支持抚育女婴,一些乡绅捐助本族或本乡的育婴会等。宗族对溺女之风的应对之所以不强硬,因为国家没有制定严厉的法律去惩治溺女行为,地方官员也只是用诗文劝诫或发布溺女禁条,作用不明显。所以,整个清代直至民国时期,江西溺女之风强盛。     

清代前期江西赣南地区的押租制研究

押租制是封建租佃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产生于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急剧发展。作为押租制发展的典型地区，江西赣南地区，其押租制在清代前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闽、广客佃的大量涌入，为赣南押租制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作者以赣南地区为个案，详细剖析了押租制在清代前期赣南地区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表现以及押租制对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与影响。针对学术界或肯定或否定押租制的作用，作者指出，对押租制这样一种新型的租佃制度，既要看到它的消极作用，也要承认其积极作用，不能因噎废食。它对佃农的剥削引起了广大佃农的激烈反抗，尤其是它和高利贷相结合，这无疑是消极的、反动的；而押租制对永佃权的促进，对田皮即土地使用权和田骨即土地所有权的分离与瓦解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无疑又是积极的进步的。     

试论清代东南区域的粮食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兼论清代东南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清初东南区域出现了粮食过剩的情况，于是，许多农民转而进行经济作物及手工业的商品经济生产，使东南经济日趋活跃，出现了康雍乾盛世的繁荣。然而，小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导致东南区域粮食减产，乃至成为缺粮区，粮价飞涨，老百姓生活困难，出现了闹赈、禁粜、抢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清廷为解决这些问题，拨款运粮至东南赈济灾民，赈济成为国家财政最大的负担。面对这些问题，东南人民出现了两派意见：儒生与城市平民主张禁止经济作物种植，发展粮食生产，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官府支持这种政策。可是，农村的农民与地主为保住较高的利润，却反对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因而，官府禁种经济作物的政策无法贯彻。不过，清代中期东南区域发生的社会动荡也说明，缺粮至少已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嘉道时期东南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与此有关。     

困局下的四川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于射洪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四川省丘陵地区示范县——射洪为考察对象,对其卓有成效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主导下工农联动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阐明了该模式对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兵团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应坚持的几个原则

招商引资是经济技术协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要求我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必须审时度势,坚持科学原则,更新招商理念,调整招商策略,创新招商方式,提高工作水平,才能达到科学、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     

论我国牧区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

在我国牧区存在着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从而导致了我国牧区在土地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牧区土地产权不对称的表现,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     

日本农业劳动组织的分化方向

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日本农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其经营组织也在迅速地分化。本文利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劳动组织的经营要素,明确劳动组织分化的规定要因,探讨个体经营如何形成经营组织并且顺利运转的理论机制,在分析农业经营中劳动组织的状态及发展方向的同时,阐明劳动组织的分化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意义。     

中国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快速、持续发展 ,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目标而作出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及最终目的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贫穷。因此 ,西部大开发既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 ,又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对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缓解和消除贫困现象 ,将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农村体制改革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组织实施“国…     

小议我国现行征地补偿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较之原来的土地补偿标准有了较大提高,体现了征地补偿的公平性,防止了征地补偿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征地难度.但是也造成了相邻区域补偿水平相差太大,不同地却同价,依然采用老的计算方式和政府定价,未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等问题.应积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征地补偿机制.     

农村道路投资与减贫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农村道路投资的减缓贫困效果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力争明确解释道路投资对缓解贫困的效果。文章通过双差异比较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道路投资前后项目村与对照村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贫困状况的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道路投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5个贫困山区（县）,修建技术等级较低的砂石路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有较高的回报,且减缓贫困效果显著。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mining: Boom and bus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in Swed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dramatic price fluctuations on the global iron ore market between boom and bust for the Swedish communities Kiruna and Pajala, located above the polar circle, in the years 2006-2018.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Swedish state’s reorientation towards neoliberal policies that have entailed reduced state involvemen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still dependant on heavy industry. This reorientation was manifested in the Mineral Strategy presented by the liberal-conservative government in 2013, in which the state was prescribed a role as facilitator of investment of foreign and private capital in the Swedish mining sector, but not as an active owner or developer of mining enterprises.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Swedish mining has established a fundamental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communities who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depends on long-term state commitment, and the state whose main interests are aimed at global capital flows rather than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conflict remained latent as long as global mineral prices were high, but as boom turned to bust around 2012, it was activated in a way that highlighted asymmetric relations of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resource-rich north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ensely populated south.     

我国城市水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为系统研究我国城市水管理,深化城市涉水事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城市可靠的防洪安全保障、稳定的水资源供应保障和优美、和谐的生态与环境保障,以实现传统水利向现代可持续发展水利转交,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城市水管理的机构及其职责现状,总结归纳了我国城市水管理在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水问题的具体表现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体制改革、法规政策、行政管理、经济调控和工程措施等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研究

本文以一个傣族村寨为例,利用不同模型计算了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结果表明,以教育衡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以信息获得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此外,在以是否参与赌博为代表的社会收益率方面,教育年限的作用不显著,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对是否参与赌博有正的影响,而信息获得水平的影响却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