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2年后呈增长态势,中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在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中,集聚经济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则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区域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在中西部区域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技术创新、行业特征与生产率绩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以及产业组织特征,并利用1999—2009年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是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源泉;（2）国有经济比重、市场结构、隐性知识含量等行业特征因素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诸多行业特征因素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性质说明了中国工业不是单纯的“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的表面问题,而是“重技术引进,轻制度建设”的本质问题。     

财政支出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197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关注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面对为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消耗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转变的转型期,政府更加倚重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基于此,文章引用197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政策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递渠道.结果 显示:财政政策波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财政政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渠道主要是宏观经济波动.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及测算

笔者运用标准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特征事实,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和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贡献.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投入驱动型的,而是真实可靠的增长.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如何通过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可以显著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性负担显著降低了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构建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及促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融资约束、企业动态与行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构建融资约束影响行业生产率理论模型,并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两者关系,发现:(1)融资约束阻碍行业生产率提高,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融资约束对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大;(2)融资约束对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变动和企业间要素重置是融资约束影响行业生产率的两条渠道,其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间要素配置的影响更大;(3)引入企业动态对生产率增长分解,发现融资约束通过影响企业自身生产率提高、企业间要素配置和企业退出效应进而抑制了行业生产率增长.     

政府治理效率、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中国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15年中国实施的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试点为准自然试验,利用2006-2017年285个城市的样本,实证检验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政府治理效率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提高政府反腐力度而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审计体制改革对城市全要素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城市、非省会城市更显著.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基于DEA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DEA的方法测度了 1 978— 2 0 0 1年中国 3 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 ,并且对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研究价值在于对中国经济研究者提供先进的分析工具和研究平台 ,并为有关部门提供接近现实的经得起检验的数据加工库以及政策依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总体来说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提高 ;由于技术进步减慢 ,1 997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了递减 ;根据技术进步并不能做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判断 ;1 992年以前中国经济出现了效率的趋同 ,1 992年以后追赶效应消失 ,技术进步成为各个地区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原因 ;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提高以及技术进步均有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资本投入

运用索罗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通过实证检验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定量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近年还呈现下降趋势。今后,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     

广东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91～2008

本文回顾了国内一些学者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进行研究的文献,运用非参数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广东省21个市1991～2008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结果表明:1991～2008年间,广东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均有所增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近几年有所提高.广东各地区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均衡的情况,珠江三角洲地区较好,其他地区较次.论文在结尾部分提出几个方面建议,以促进广东省各地区工业进一步发展.     

西部在全球化逆转期的转型优势分析

本文利用当期DEA和序列DEA两种方法测算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1952-2007年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曼奎斯特(Mala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份额,并对这三大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效应进行了检验.     

员工教育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研究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模型,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员工教育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并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和经济密度等因素基础上,各省(市)平均出生率是企业员工教育合格的工具变量;提高员工教育水平可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增长。另外,员工教育在大企业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小企业;资本密集度提高有利于发挥员工教育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生育率与员工教育负相关,出生率每增加1‰,员工平均教育将减少0. 423年。在添加控制变量、分组检验和更换工具变量后,所得结论依然稳健。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区域差异重要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7-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分全国层面、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三个样本对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及其中间渠道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区域因素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这意味着,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从而推动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福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详细测算了福建省历年资本存量,同时在传统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可变弹生产函数模型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行动态估计,并运用“索洛余值法”对福建1978-2013年期间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979-2013年期间福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约33.5％,但整体看,是偏低的.特别是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出现下滑,近6年平均仅约22.5％.未来要极大重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走内涵式增长的道路.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0-2012年

本文对一个非径向非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了拓展,使其能兼顾投入过量松弛和投入不足松弛.通过该模型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分析了中国20002012年环境约束下30个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对其收敛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低,增长粗放的特点依然非常明显;工业技术效率改善缓慢,技术进步是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各省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扩大了;如果忽视环境约束,会导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高估;人均收入水平、资本积累、对外开放程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生产者服务进口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生产者服务进口贸易促进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并利用理论模型进一步论证了进口的优质生产者服务的种类增加有利于促进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1998—2008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生产者服务进口贸易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发现运输服务进口比新兴的生产者服务进口更能促进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APEC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APEC17个国家和地区1980—2004年包含CO2排放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成分。首先,估计了对CO2的排放没有管制、CO2排放水平保持不变、CO2排放水平减少三种情形下的生产率指数及其成分。其次,对影响环境管制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的结论有:在平均意义上,考虑环境管制后,APEC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提高,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源泉;17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至少移动生产可能性边界1次;人均GDP、工业化水平、技术无效率水平、劳均资本、人均能源使用量和开放度均对环境管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影响。     

环境分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微观数据的分析

在当下环境集权化改革的背景下,能否找到一种合理的环境规制方式来缓解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不协调尤为重要.文章将环境分权因素加入企业生产率提升决策模型,在垄断竞争的环境中分析环境分权对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环境分权与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倒"U"形的关系.此外,文章通过分样本、替代变量以及实证检验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是十分稳健的.根据实证结果,文章认为,政府要加大中央在环境事务中的支出和职责范围,而企业则要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规避环境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数字基建对工业增长的数量效应及质量效应 ——基于广东省经验数据的检验

数字化新基建目前在快速推进,这将是确保工业经济进一步稳定增长及高质量发展的接续动能.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检验表明,在过去近10年当中,信息基建对于工业产出总量增长的效果正面但尚不显著,而对反映工业增长质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提升作用,创新基建则对工业产出总量及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此外,大湾区...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研究——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江苏省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驱动。基于Malmquist指数测度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得益于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TP）的增长,1998～2009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8%的速率增长。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两者间存在协整关系,且滞后1到3阶时,金融发展是全要素生产率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