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特点、问题与前景

相互投资是2003年东盟与中国“10 1”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强调深化中国与东盟五大重点合作的领域之一。多年以来,东盟资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直接投资。截止到2003年底,东盟国家来华投资项目达22075个,协议投资金额645.9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323.7亿美元,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6     

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的影响

文章基于中东北非地区（即MENA地区）的20个国家200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FGLS估计方法，实证研究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政治制度距离与中国对中东北非地区的直接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经济制度距离并不是影响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3)法律制度距离会显著反向影响中国在MENA国家的直接投资且其影响程度最深；(4)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投资并不具有自然资源寻求型动机，但劳动资源寻求型动机与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较大，风险规避意识较强，市场规模对于中国在低收入水平的MENA国家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对优化中国在MENA国家的投资提出加强制度共建、投资多元化等政策建议。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研究

当前外贸发展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一些外国企业在削减生产的同时,出售企业资产或者公司股份,这就为寻求海外市场的广东省企业创造了对外直接投资时机。而资源瓶颈的制约、要素成本的上涨、国外反倾销的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迫切要求广东省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贸易壁垒、缓解出口压力。加之,外向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4年31个省市自治区境外投资的面板数据,在阐述母国劳动力成本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生命周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正逐渐...     

中国经济之强劲增长：对东亚的寓意

中国的崛起对东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中国在东北亚的近邻通过贸易和投资从中国的开放政策中获益，而且那些曾经与中国争夺国外直接投资（FDI）和出口市场的东盟国家也开始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已经对其东亚邻国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东盟＋3”方案，特别是始于2002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为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为东亚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作用。     

打造升级版自贸区对我国纺织品产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研究了我国纺织品企业“走出去”到东盟贸易自由区投资建厂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在赢得机遇的同时，也提出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我国纺织品企业进军东盟市场要加强职业培训、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在实施“本地化”经营的同时，要借道东盟市场出口欧美，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对双边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量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而快速增长,并逐渐形成了中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东盟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从生产格局上看,双方又在各自优势领域中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快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利用自由贸易区的机会,提升其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尽量把优势产业投资到东盟国家内部。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分析——基于要素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FDI理论

本文旨在探究中国企业对越南投资的动机和在越南投资对中越贸易量的影响。理论假说提出,母国企业利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实现两国的资源互补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本文首先分析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现状,应用生产者成本最小化分析和RCA指数得出中越两国的要素禀赋。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其次,通过引力模型和分产业面板数据,本文讨论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与其贸易量的关系。计量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额每上升1%,中国对越南出口额上升0.58%,进口额上升0.55%。以上结果的经济意义是: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充分整合了两国资源,并促进了两国贸易量的增加。     

基于实证研究的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

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为理论框架，根据对230家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母公司的应答问卷分析，对日本在华投资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开拓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以及实现母公司全球战略及其业务活动一体化，在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驱动因素里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根据因子分析，其在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可以归纳为市场寻求型动机，资源寻求与转移型动机，以及竞争压力与效率寻求型动机，并以市场寻求动机为主。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经验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越明显。其促进效应并不受企业所有制类型、投资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企业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间品进出口以及最终品进出口的影响。     

东盟十国的投资环境分析与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逐步加强，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之一。只有在对东盟十国投资硬环境、投资软环境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我国企业才能实施正确的“走出去”战略。本文通过对东盟十国投资硬环境、投资软环境的分析结论是，新加坡的投资环境最好，投资风险是最小的，其次为马来西亚和泰国，印尼、缅甸、束埔寨和越南等国的风险是比较大的。针对不同的投资环境，本文提出相应的企业“走出去”战略。     

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用引力模型,采用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东盟各国GDP和人均GDP是影响双边产业内贸易的两个正相关因素,而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距离以及东盟各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影响双边产业内贸易的两个负相关因素。这些结论对于理解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的现状以及进一步发展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依据。     

影响东盟吸引“四小龙”投资的几个因素

进入9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已崛起为西太平洋地区继日本之后的又一重要资金供应者,而东盟国家成为它们投资的热点。随着投资的不断增长,投资结构由劳动集约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方向也由制造业扩展到基础设施、房地产、股票市场、银行、旅游、贸易等行业,并且出现联合、集团投资的新动向。展望未来,东盟各国吸引“四小龙”资本主要将受如下因素的影响。1.政策是否稳定和连贯。90年代,东盟国家将进入第二代领导人     

母国特征、FDI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国特征及进入东道国行业特征来区分FDI的投资动机,并利用2001~2012年中国39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投入当期只有市场寻求型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滞后一期则只有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体来看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寻求型FDI;而战略资产寻求型FDI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社会保障税、投资动机与海外投资

在中国国外投资流入量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长造成的东道国优势下降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使用134个国家2008—2018年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企业社会保障税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保障税率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负向影响;企业社会保障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受投资动机的调节作用影响,在生产要素获取动机、非自然资源获取动机与非技术获取动机国家样本中更为显著;企业社会保障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存在经济体和地域差异,在G20国家、亚洲、美洲及非洲国家样本中更为显著.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基于企业社会保障税率的促进中国海外投资流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风险偏好、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对115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国家风险和投资动机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结论为:(1)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偏好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较高的国家。(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动机,以及一定程度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但效率寻求动机不明显。分国家类型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除市场寻求动机显著外,资源寻求动机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均不显著。(3)东道国与中国的进口、出口及其外资开放度变量的系数基本上显著为正,东道国的工资、法治变量的系数正负向不稳定、统计不显著。     

日本“中国加一”战略及其对越南投资的影响

正近年来,日本企业实施的"中国加一"(China Plus One)投资战略日益盛行。"中国加一"战略可解释为,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发达国家为规避在中国的投资风险,把原本已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一部分迁移至中国周边某个第三方国家。第三方国家往往劳动力资源充沛,生产成本远低于中国,首选的第三方国家是东盟成员,如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东盟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经济视角和制度视角

本文基于经济视角和制度视角,采用东盟10个国家从2004-2012年的数据进行混合OLS回归,分析外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结论为：在经济因素方面,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主要因素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经贸开放度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在制度因素方面,东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重要因素为政局稳定与杜绝暴力的治理情况,该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力度较大。     

广东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进程中的贸易现状分析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着自贸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步入了黄金发展期。广东更是凭借其地缘、人缘优势,以及外贸大省的优势,加快了与东盟贸易合作的步伐。本文从广东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进程中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广东与东盟的贸易、直接投资、旅游业、农业和制造业的合作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广东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进程中的特点、优势、地位与作用进行了论证,进而深入分析了今后广东加强与东盟合作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以此提出了＂十二五＂时期深化广东与东盟国家战略合作的对策建议。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文章选取中国对东盟各国2003—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相关数据,应用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方法,借助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论是:各变量的系数多为显著,中国的投资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第三国的互补效应;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与投资存量呈负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会促进中国对其的投资。据此,文章提出确定区域聚集点,以东道国的不同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选择投资区域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