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导规范民营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制度安排与施策重点

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制度安排,是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规范各类资本健康有序发展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具体举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具有三重价值导向,即还权市场的价值导向、引导资本的价值导向、建设有为政府的价值导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度安排包括：“非禁即入”的制度安排,“一单尽列”的制度安排,“一年一修”的制度安排,“全国一张单”的制度安排。负面清单制度实施五年来成效显著：民营经济准入机制更加公平,准入范围更加清晰,准入效能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已成为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导规范民营经济发展的施策重点包括营造更加公平良好的营商环境,切实把“自己人”理念落到实处;廓清民营经济的投资经营领域,持续拓宽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有效发挥“红绿灯”作用,引导规范民营经济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构建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帮助民营经济“走出去”。     

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

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试点政策作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交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市场准入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排除同期重大政策干扰、缓解自变量识别以及考虑不可观测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渠道在于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和促进产品市场竞争。在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渠道方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得益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金融市场抑制的矫正。异质性检验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严重、地方保护水平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研究表明降低市场行政准入壁垒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负面清单模式国内推广的理论逻辑与路径探究——基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实践的思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经济"新常态"语境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试验田"。负面清单是上海自贸区的核心制度,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统一市场准入制度、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完善法制保障方面先行先试,着重强调制度创新、政策与经验的复制性和推广性,旨在为负面清单模式国内推广提供完备经验。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     

“负面清单”既要敢想,更要敢干

正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这是简政放权再次迈出的坚实一步。通过制定负面清单,可以最大限度倒逼政府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真正做到法不禁止的,市场主体即可为;法未授权的,政府部门不能为;     

宁波创意设计产业网络平台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2020年将继续推动负面清单修订,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就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指出,2020年我们将继续推动负面清单修订,将继续按照“只做减法、不做加法”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加大自贸试验区开放试点力度。     

浙江“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

看未来,浙江成功还是有赖于继续激发民间活力。从下一步发展来看,浙江将着眼于＂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和扎实贯彻落实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我国实施的现状与完善对策

2018年9月,(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出台,这是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其作为服务贸易分支完善了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我国推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有利于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发展,弥补实施正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不足和缺陷,加强自贸试验区的试点工作并推动市场体制改革。但由于我国负面清单制度刚刚起步,存在着部分清单指示不清,清单覆盖面积不足和立法保障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基于此,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我国应首先立足于完善清单,优化监管,加强立法的相关工作,再进一步考虑加强对未规定的产业施以保护,加强中外协议签署和引入竞争中立原则以及预备兜底等对策,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发展。     

美国对《服务贸易协定》谈判的主导权分析

美国对TISA涉及议题所持的立场及产生的影响是关键和主导性的。美国提出了相对于GATS而言"新的和强化的纪律",特别是针对国有企业、数据自由流动等所谓"21世纪新议题"相关的规则;力推负面清单和贯彻延伸最惠国待遇,作出"高雄心水平"的市场准入承诺;一方面声称认同TISA多边化目标,另一方面却实际上排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加入,这显然不利于多边化目标的实现。     

报告热词

正微观主体活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化公共资源、公共服务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坚决破除要素流动壁垒。经济循环//畅通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生产与消费、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支持实体经济企业18条"//完善"2+N"政策体系,落实"支持实体经济企业18条",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及其改进

上海自贸区2013版负面清单运行半年有余,对国内外积极效应显著。而其内涵亦随着实践推进而不断变化,故重新定位其地位,审视其意义,细化扩大服务业开放、提升政府管理透明度、兼顾产业保护与国家安全之清单修订三原则,同时探索建立配套的负面清单管理协调机制、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以期为2014版负面清单修订提供有效的建议。     

内陆自贸区与开放新优势培育

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塑,和国内开放倒逼改革深化是内陆自贸区建设的宏观背景。内陆自贸区建设的基本路径,应为实现从综合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从境内关内到境内关外,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从政策红利到制度红利的四个转变。而内陆开放新优势培育策略则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创新开放制度;整合区位优势,拓展开放通道;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开放环境;参与全球分工,坚持错位竞争。     

负面清单:新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前瞻

“负面清单”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热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作为一项引人注目的制度变革,正在全国各地落地开花,所涉领域远远超出了最初制度设计所针对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中国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和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一次根本性变革.这不仅仅是为了积极主动进行新一轮高水平、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为了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安全、高效的市场环境.     

中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经济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0-2021 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合成控制法，计量分析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对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可以通过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地区数字化水平等方式作用于服务业发展水平。     

美国负面清单的内容、形式及其借鉴意义——基于47个美国BIT的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启了中国的"负面清单时代",对中国对外开放层次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新的投资管理模式对中国政府也提出了重大挑战,充分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至关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对美国已签署的47个双边投资协议(BIT)中的负面清单进行了全面梳理,对负面清单所涉及的项目进行了分类和归纳,刻画和分析了美国BIT中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并探讨了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小议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引入税费改革的意义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挂牌,一系列促进改革的制度也随之出台。一改以往改革实验区的模式。舍弃政策优惠,寻求制度改革。自贸区提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旨在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利用开发倒逼制度改革。这种模式能否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改革曙光。更重要的是能否引入现今日益重要的税费改革？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及法制建设如何落地,以及配合这些措施的监管体制的完善程度。本文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税费改革关系出发分析清单模式引入的意义。     

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完善策略

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试图解决政府行政权力与责任不对称问题,旨在优化政府治理体系、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权责清单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行政权力扩张的内在特性与行政责任约束脱节之间的矛盾,而法治政府建设、大部制改革、国地税合并、负面清单制等制度要素助推了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要素之间互动支撑了权责清单制度的运行。未来需要从推进权责清单法制化建设、优化组织运行体系、完善动态调控机制、建立监控机制等方面推进权责清单制度建设。     

美国FTA、BIT中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细则与启示

中美2015年将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系统地分析美国已经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国谈判提供参考,对我国合理设置负面清单维护国家利益大有裨益。本文基于2005年美国—乌拉圭双边投资协定、2007年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美国—卢旺达双边投资协定,以美国的负面清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行业选择、涉及原则和限制措施等方面予以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为中国在未来的中美负面清单谈判提供了方向性指导:选择性地开放不同行业;对敏感度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限制措施;对影响力不清晰的产业设置"互利互惠"缓冲带;将国有企业列入第二类负面清单;条款设置须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等。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配套人口政策研究

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分析其对区域人口的影响以及相应配套的人口政策和改革路径。研究表明,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将改变人口城镇化的经济驱动力、改变劳动力市场并加快人口迁移。配套人口政策的核心应为控制人口总量、促进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推动人口教育与扶贫。针对负面清单编制各阶段的特点和需求,配套相应的人口政策,综合使用强制性、激励性、指导型、信息型和服务型等多样化的人口政策工具。     

传统引资模式与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的对比

随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作为当前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已在多数国家使用,从2013年开始,我国在上海自贸区试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随后,四个自贸区—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在2015年开始实施同一张负面清单,相比之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哪些不同,当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本文将政策文件量化后,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