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预期、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Symbol`@@

基于跨国投资、风险决策和异质性企业理论,构建面板定序Logit回归模型,依据1163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量汇率预期、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多元化,人民币波动预期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多元化。结合前景理论的分析表明,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预期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均呈现风险厌恶,但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对汇率更为敏感。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所有权性质通过调节企业对汇率预期的敏感程度,进而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融资约束程度提高会放大企业对汇率预期的敏感性,这一放大效果因企业所有权性质而异。     

人民币有效汇率与加工出口企业的国内增加值——基于投资渠道的视角

本文通过在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决定模型中引入汇率,将有效汇率对加工出口企业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分解为贸易渠道和投资渠道,并以企业可获得的国内中间品种类来衡量贸易渠道,以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衡量投资渠道,利用加工贸易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发现,人民币有效汇率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贸易渠道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十分显著,人民币有效汇率贬值促使企业更少使用进口中间品,导致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上升。但在此之后,投资渠道的影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将促使中国企业进一步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汇率如何影响我国企业OFDI

<正>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有助于企业OFDI规模的扩张,尤其对上市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非上市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资源丰裕度,民营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而国有企业更加关注投资环境和资源丰裕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同时也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排名第一,但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仍然相对较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汇率因素不容忽视。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汇率水平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路径,为微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以及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     

人口老龄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转型阶段,而这两种现象背后是否存在内在联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老龄化程度的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个单位标准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将会增加2.5%左右。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显著提升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显著降低了其单位工资的产出效率,促使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应对。进一步地,基于投资目的地的分析发现,老龄化主要促进了企业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深入认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和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     

人民币有效汇率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针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通过对1995—2004年的季度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而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无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三者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以上实证检验说明,不论人民币汇率是升值还是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OFDI:是促进还是抑制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逐步实施"走出去"的发展之路。人民币汇率在两次汇改级机制后逐渐市场化,特别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我国OFDI显示出加速的发展势头,其汇率水平的变动对我国OFDI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分析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随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中国OFDI发展,也即中国境内企业受汇率水平的影响直接作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上。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

为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2013年9月"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被提出,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如火如荼。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出现双向波动,汇率对我国经济贸易的影响也呈现出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人民币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真实期权扩展模型的汇率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中美与中日之间样本数据检验

本文突破了Dixits-Pindyck的真实期权模型与Chen-Raw-Lin的扩展模型中论证思维的限制,综合考虑了相对劳动力成本理论、相对财富假说以及真实期权的理论模型,在真实期权的理论模型的命题证明基础上,构建了汇率水平变动趋势与波动幅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影响模型,从微观上研究了汇率水平变动趋势与波动幅度对资源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FDI规模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命题假设与证明。并采用多元协整的研究方法比较检验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中美、中日之间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关系。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两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对中美而言,无论长期、短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美国流入中国直接投资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日本流入中国的直接投资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具有轻微的J曲线效应。导致影响差异性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在于,日本跨国公司大都是市场导向型的;美国公司则是成本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兼有。最后,从研究视角提出了几点展望。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收入不平等:影响渠道及应对

本文基于2006—2018年我国28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渠道与就业渠道扩大收入不平等。因此,在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波动逐渐增加的背景下,应稳步推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完善失业人员培训保障机制,不断提升经济开放程度及教育水平,以避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     

事实汇率制度选择、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走出去”和汇率制度安排灵活化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两大典型特征,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讨论了双边事实汇率制度选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理论层面上,本文将Gali and Monacelli(2005)的一般均衡框架拓展为两国模型,发现双边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企业进入东道国开展OFDI活动的生产率阈值,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同时,尽管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但其促进力度明显不及双边事实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实证层面上,本文采用了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0-2013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等微观企业数据,发现双边事实固定汇率制度能使企业进行OFDI概率平均提高0.8%~55.4%。考虑其他异质性因素及内生性问题后,本文主要结论依然稳健。     

融资约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增长。然而,中国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是否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呢？通过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融资约束限制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这种约束作用对外源融资依赖度较高行业的影响更为严重;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的这种负面影响。     

东道国税收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近年来税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本文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本文收集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170家上市公司在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方法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环境敏感度也不同,批发和零售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管理效率、税收透明度更为敏感,而制造业则对东道国税制复杂程度更为敏感。     

人民币汇率与企业生产率变动--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本文深入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净效应为正,其通过企业资本劳动要素配置效应、企业选择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上述结论在考虑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稳健;(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企业出口与否、贸易方式、技术水平和所有制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3)作为人民币汇率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制约因素,企业融资能力越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越大。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在华投资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通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利用外资、境外直接投资运行的年度来进行实证检验,解释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利用外资、境外直接投资运行的年度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解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以及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长短期影响,以及论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结构的影响,目的在于验证：在规模层面,东道国汇率升值会抑制资源导向型FDI流入,刺激市场导向型FDI流入。而东道国汇率波动幅度均会导致资源导向型FDI或者市场导向型FDI规模减小。     

人民币预期汇率变动与虚假贸易——基于套汇视角的分析

虚假贸易对国内经济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受到了密切关注。本文基于2010—2012年中国大陆到香港的月度出口数据,实证检验了人民币汇率出现单边预期以及资本管制的大背景下,企业出于套汇动机而进行的虚假贸易行为。本文发现远期汇率升值显著促进了产品出口额增加,并且这一现象对于高价值重量比的产品更加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虚假贸易行为更倾向于出现在加工贸易占比较高的行业。2012年汇率改革增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加了企业跨境套利的成本,汇改之后企业的虚假贸易行为得到明显抑制。此外,远期汇率升值同时提高了虚假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了我国的虚假贸易问题,并对打击虚假贸易活动提出相关建议。     

民币对美元日汇率决定模型研究

基于汇率决定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对美元日汇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新闻、外汇市场微观因素买卖价差是人民币对美元日汇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中美相对利率并不是人民币对美元日汇率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本文将随机游走模型、新闻变量以及外汇市场微观因素结合起来,构建了人民币对美元日汇率决定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日汇率由自身滞后值、中国经济活动方面的新闻和零售市场买卖价差决定。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全球投资跟踪"微观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政治合作能显著增加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减少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增加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深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解,不仅有利于东道国吸引外资,还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各项指标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中作为重要方式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汇率、我国GDP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研究外贸、外商直接投资、汇率(人民币与美元的对价)、我国GDP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境外人民币清算行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跨境人民币清算网络建设的重要过渡环节和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政策安排。本文以2003—2021年159个国家和地区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清算行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清算行的设立将对中国OFDI效率提升发挥促进作用。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清算行可以通过降低汇率预期波动风险和汇率实际波动风险的汇率风险渠道提升中国OFDI效率，而在以金融效率、金融深度、金融诚信文化、金融稳定性和银行系统规模为标准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设立清算行会取得更为显著的效果。本研究对高效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有序推动跨境人民币清算网络建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应对多重不确定性叠加的国际形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出口企业研发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和波动弹性增大的背景,分析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等异质性特征的重要调节作用。基于Aghion et al.(2009)的扩展理论分析认为,不利的汇率冲击会减少支撑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资金,当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时,出口企业研发投资的概率显著降低。本文进一步采用2008-2011年"海关"与"全国税收调查"匹配数据库,详细地度量了企业级实际有效汇率等指标,实证研究发现:有效汇率的升值和预期波动风险的增大均显著不利于出口企业研发投资,但是,融资约束越低、出口产品种类和目的地越多的企业却能更好地隔绝汇率的不利冲击,政府的扶持和研发费用所得税减免政策也起到显著的对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