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监管科技(Regtech)的创新实践及经验启示

监管科技(Regtech)是监管(Regulation)与科技的(Technology)的深度融合。近年来,国内金融科技发展迅猛,但同时又存在一系列潜在风险,对传统金融监管造成了冲击,监管科技的必要性随之提升。基于最新数据资料,分析全球监管科技的发展现状;选取英国为典型案例,研究英国监管科技的创新实践,如监管沙盒、TechSprint活动、创新中心、创新加速器等;基于中英两国的创新实践,提出促进我国监管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启示,如完善监管科技顶层设计、增强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构建中国的监管沙盒体系。     

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国际借鉴与机制设计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金融科技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对金融科技进行有效监管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研究发现,由于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具有创新性和风险可控性的特点,目前已成为一种有效的金融科技监管模式。文章首先对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机制设置与运作流程进行分析,归纳出各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制度框架与运作模式;接着借鉴国外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经验,构建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框架,并对其运行机制进行设计;最后,为保障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顺利运行,给出了机制构建建议及潜在缺陷的解决方案。     

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产业革命理论

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三次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叠加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期.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制造业全球化不可逆转,将马克思主义工业革命理论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是习近平产业革命重要论述...     

积极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国际环境、国内要素与政策匹配

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各国争夺世界制造强国的竞争日趋激烈。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是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重大方针,需要在今后加以落实。我国制造业存在大而不强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产出率整体不高;核心部件或产品依赖进口;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研发活动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我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需要理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建设制造强国的关系、经济结构转型与增强制造业竞争力的关系、制造业产能过剩与创新不足的关系、"一带一路"跨国产能合作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关系。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

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经济内涵。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突出特征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工业化前景是光明的,按照正常发展,中国最晚将在2025年到2030年实现工业化,但中国工业化进程未必会一帆风顺,金融危机后,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制造业服务化的重大趋势,加大了中国工业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难度,增加了中国工业化战略调整的必要性。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的挑战与建议

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就业和劳动形态发生重大变迁,就业岗位破旧立新,就业形态丰富多样,自由职业者、微型创业者等个体经济崛起。当前,劳动力市场日益分化,失业压力增大,职业结构变迁,就业结构性矛盾加深,传统就业管理体制短板凸显。建议制定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稳定就业的产业发展战略;加大对新经济、新业态的创新支持力度和风险防控能力;完善灵活就业相关制度;建设与工业革命发展相匹配的人力资源队伍;健全就业预测和失业预警机制;实施差别化监管,推动平台的自我管理。     

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理论、经验与实践

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方面,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在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下的协同创新理论基础上,寻求实现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强度和效度的双突破,并在资源配置主体关系、科技创新目标特征、科技创新组织方式以及科技创新成果面向等方面呈现新特征。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实践应用围绕资源配置主体的公私关系理论形成三大模式,分别为以美国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为代表的国家全面主导模式,以欧洲伽利略计划为代表的公私合营模式,以及以日本和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为代表的公私联盟模式。运用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具有必需的前置性条件,即科技攻关目标具有公共性、必要性、紧迫性,既有体制机制不能有效满足科技创新任务所需的资源配置要求,并在适用范围和应用场景上符合特定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明晰科技创新的任务目标,科学运用政府与市场高效协同的复合创新机制,以及探索建立数字化科研范式。     

海尔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与创新

当今,全球范围内工业领域正在经历的第三次革命,企业创新的内容和形式快速变化,对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以低成本整合各种技术资源。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这正是对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的反映。面对创新开放性、平台化的特征,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理解新工业革命下的互联网思维？     

日本科技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对其科技体制进行了系统改革,建立了凝聚企业、社会共识与加强一元化领导的决策机制,建立了各司其职又分工合作的创新模式.目前正努力建设以科学家为中心的科研体制.通过改革,实现了“日本式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合理的机制带来了高效的创新,日本在各国激烈竞争的战略性科技领域名列前茅,成为维持其第二大发达国家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芬兰科技创新经验对浦东高科技发展的启示

芬兰虽为北欧小国,但自实施卓有成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以来,通过独特的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使其全球竞争力近些年来一直名列前茅,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学习的榜样。目前,浦东正努力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的示范引领区,学习借鉴芬兰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浦东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探索一条具有浦东特色的创新之路。     

企业科技创新景气问卷调查研究

介绍了企业科技创新景气问卷调查的研究步骤和计算方法,基于2015年深圳市700家企业的景气问卷调查数据,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研究发现：深圳市企业家科技创新信心指数和企业科技创新环境总体指数均有所上升;深圳市技术环境支持指数涨幅最明显;深圳市人才环境虽有所改善但其仍是企业科技创新的最大瓶颈;深圳市企业融资环境亟待继续优化和改善。     

2010年西班牙实施新科学法和国家创新战略

本文介绍了2010年西班牙政府强力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包括出台《科学、技术与创新法》,启动《国家创新战略》和实施《国家科研、开发与创新计划（2008—2011）》等。旨在确立西班牙科技体系的新框架,对科技发展的行动纲领、目标任务和实施手段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形式固定下来。西班牙未来五年总体发展目标是：实现新的知识型经济实体对GDP的贡献率超过10％,确保关键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等。     

科技创新引领地方经济发展——以广西梧州市为例

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全国科技大会制定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指导方针,针对广西梧州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结合作者在广西梧州的工作实践,认为科技创新在引领地方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建议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工作重要性的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政府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引路人角色的作用,确保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围绕科技创新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深化综合配套改革,培养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财政科技支出与城市创新

在创新引领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呈现出创新竞争发展格局。基于2013-2019年我国各省市设立的科技创新目标，结合城市面板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数据，实证检验地方科技创新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但创新产出目标约束和创新企业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无显著影响。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投入目标约束通过扩大财政科技支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投入目标约束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时，采用门槛模型考察创新投入强度目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发现当创新投入强度目标超过门槛值2.8%时，会抑制城市创新。     

科技创新的双重生态意蕴及其整合路径

科技创新具有双重生态意蕴：一是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二是科技创新可被视为一种生态系统。尽管学界对二者的研究大都处于独立状态,但二者在逻辑与现实上都具有必然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发展的格局并不是自发的,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整合。深入分析了二者间互动关系,并从多维度视角提出了整合路径。     

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997—2017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集聚溢出效应显著,产业集聚自我推动能力已经形成;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具有正向效应,短期和长期影响存在差异;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的交互项对产业集聚有负向影响,在不同权重矩阵下影响程度不同。为此,应当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充分发挥区域合作溢出效应;不断激发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正确引领金融发展方向;努力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激发人力资本创新价值;正确引导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着眼长远效果并立足产业兴旺。     

国际科技悬赏的发展历程、实践模式与经验启示——对新世纪以来典型科技悬赏项目的多案例分析

科技悬赏在国际科技领域是一种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向目标群体设置悬赏目标，并以现金或非现金奖励为主要要素，激励悬赏参与者进行创新直至达到预设目标的奖励模式，该模式与我国目前探索实践的“揭榜挂帅”制度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欧美国家的科技悬赏制度自18世纪正式诞生以来，经历了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20年来，科技悬赏项目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热度逐步提升，并完成了多个极具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通过对典型项目进行比较分析，依据科技悬赏项目基本构成要素的特点，可以把国际科技悬赏项目分为重视悬赏坐标设计的科技悬赏项目、探索项目充分授权的科技悬赏项目和尝试分级激励的科技悬赏项目3种模式。高效的引导效应、明确的设计原则与复合影响要素是不同模式国际科技悬赏项目的共同特点。借鉴国际科技悬赏的成功经验，我国“揭榜挂帅”制度设计应该高度关注精准设榜、综合激励与制度保障等环节的创新和完善。     

京津冀创新能力预测与影响因素研究

从分析京津冀创新能力系统结构入手,将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纳入创新系统,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京津冀科技创新能力体系仿真模型,以专利授权量为表征对象,探索2025年京津冀科技创新实力,并从创新政策环境和创新资源投入角度,运用情景分析法,模拟不同投入要素或不同要素组合情景下输出变量的变动情况,探讨京津冀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以期为提升京津冀科技创新能力的战略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高校科技专家参与基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策略研究

高校科技专家参与基层科技成果转化是提升基层生产力的重要方式。科技服务错位、利益机制缺失是基层科技成果转化的多发性障碍因素。科技专家参与基层科技成果转化实质上是一个多主体合作博弈的过程,表现为各合作主体通过科技成果收益来满足各方利益追求。在分析高校科技专家参与基层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博弈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Shapley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并提出了基于激励机制、合作管理、投入力度、市场环境以及分配制度的创新策略,以供决策部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