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基于门槛模型的分析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黄河流域为例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技术创新效率分为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两阶段,采用2005—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引入技术密度作为门槛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倒“U”型关系,上游地区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U”型关系;②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对成果转化效率影响不显著,上游地区的成果转化率随着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呈倒“U”型变化趋势;③黄河流域和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双重门槛效应,其中,中游地区通过单一门槛检验,上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而黄河流域和上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成果转化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单一门槛效应,其中,中下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     

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研发投入、国际化程度与制造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分析

以2012-2018年有国外销售收入的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当期、滞后1期、滞后2期研发投入以及国际化程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存在单一门槛值;各期研发投入以国际化程度为门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且滞后1期与滞后2期研发投入的双重门槛值几近相同;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人力投入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负向影响企业价值。研究结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引领我国制造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国际化进程、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遵循成本效应及创新补偿效应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理论阐释,并以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这一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模仿型技术创新和原创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呈现出类似V形的关系。此外,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在以研发投入为机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时发现,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也呈现类似的V形特征。总体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遵循成本效应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占主导地位,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一定的门槛后,创新补偿效应才占主导地位。     

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     

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环境规制政策从短期来看,客观上增加了工业企业的运营成本,但是从长期而言,则可能对工业企业技术和创新投入产生影响。以我国2009—2014年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为支撑,利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有效促进了我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技术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对于我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有积极的影响;环境规制有效促进了我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环境规制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发展,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创新政策研究视角。     

环境规制、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兼论异质性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考虑内生性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 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异质性环境规制对O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作用,并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异质性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和环境规制能够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过高强度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会削弱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且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均存在单门槛效应;在新时期经济发展背景下,传统的基础建设水平已不再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显著因素.     

融资约束视角下“波特假说”仍有效吗——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其他经济圈的比较研究

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企业2010-2019年面板数据,并与其他经济圈进行同期比较,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企业经营成本的中介作用与企业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抑制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并未发挥有效作用,与其他经济圈相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作用更为明显。环境规制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成本,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意愿;融资约束在经营成本的中介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当融资约束降低时,经营成本的负面影响得到部分抵消。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Effect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ir heterogeneity on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This study endeavor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ir heterogeneity on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By employing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model, considering undesirable outputs, the efficiency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of China’s 30 provinces during 2001–2014 is evaluated. The estimates indicate that the efficiency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is fluctuating, and there i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By using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and panel threshold model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air pollution control efficiency, and it can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but it is constrained by the stringency of regulation: there is a single threshold for formal (command-and-control (CAC) and market-based) regulation, while there is a double threshold for informal regulation. (2)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different governance effects. Compared with CAC regulation, market regulation can attract more attention of enterprises. (3) It may be ineffective to expect informal regulation to improve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efficiency.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re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t up reasonable regulation stringency and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regulation tools.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创新效率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掌握不同环境规制类型与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聚焦讨论能源要素价格与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不支持“波特假说”;自愿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在能源要素价格的不同区间下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环境规制下的能源要素价格指标函数均不一致,但存在交叉区间,而在主要环境规制类型下能源要素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均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积极影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而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角度、差异化实施环境规制行为,共同发挥社会团体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2)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3)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要素价格扭曲、行业异质性与R&D投入关系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证据

从中观视角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R&D投入的影响及行业差异,厘清行业异质性背景下要素价格扭曲影响R&D投入的理论机制,运用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结合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R&D资本投入和R&D人力投入均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行业异质性因素在二者间发挥重要调节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行业异质性因素的作用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行业特征因素如市场竞争、资本密集度、企业平均规模以及对外开放度在不同门槛值区间,要素价格扭曲对R&D投入的影响效应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进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采用2005-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系统GM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直接影响看,正式环境规制能促进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但未促进合理化,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分析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正式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中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东北地区无显著影响。最后,基于实证结果,从两种环境规制互补、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区域差异化环境规制等角度,就如何实施环境规制、倒逼制造业结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 & 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

从自由现金流和股权融资约束出发,基于中国科技型上市企业2009-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具有校正效应;股权融资约束越小,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越明显;自由现金流对校正效应的影响显著。通过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成熟、大型科技型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会削弱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非国有、年轻、中小科技型企业受到的股权融资约束越小,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