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创新柔性组态路径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创新柔性对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柔性受到学界关注。现有文献侧重研究单个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净效应,鲜有分析多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协同效应。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网络能力和知识共创两个层面的5个变量对企业创新柔性的联动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网络愿景、网络构建、网络管理、联合型知识共创和嵌入型知识共创均不是构成企业高、非高创新柔性的必要条件,且单个前因条件对创新柔性的解释力较弱,说明影响企业创新柔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存在3条提升企业创新柔性的路径,即资源获取型、发展—管理型和单一型;导致企业非高创新柔性的路径有两条,且与高创新柔性路径影响因素存在非对称性关系。研究不仅能丰富创新柔性相关理论,还可为企业提升创新柔性提供思路借鉴。     

企业网络、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机制研究 ——基于fsQCA方法的实证分析

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在当前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企业间竞争不仅是产品竞争,更是商业模式竞争。基于组态视角和集合论思想,从企业网络与大数据能力匹配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15家新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案例进行研究,构建新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匹配模型。结果发现,有4类促进新零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牵引条件构型：网络体系建立助力型、资源整合能力促进型、深度分析能力弥补型和信息资源共享推动型,且每条路径间存在等效性。结论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领域研究,可为企业实施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     

高新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

对高新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内容进行分类。从业务结构创新、盈利模式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战略领先及匹配程度以及市场表现6个方面构建了高新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体系。据此设计商业模式创新评价调查问卷,并收集了在中国创业板37家高新制造企业在上市后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情况,利用专家打分法获得样本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评价指标数据。结合熵权法和系统综合评价模型,对其商业模式创新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现阶段中国高新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不平衡态势。最后,针对中国高新制造企业的特点,对其商业模式创新方向提出了具体建议。     

中国制造企业创新战略变革模式选择——基于战略三角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制造企业面临通过战略变革实现创新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囿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现有研究难以指导管理者实现有效的战略变革。鉴于此,立足战略三角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基于2018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样本数据,检验政府效率、创新创业活跃度、过往绩效、控股股东性质、市场竞争度与战略变革幅度6项条件对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结果表明：战略变革不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不同制度情境下企业应依据组织要素特征选择战略变革模式。4种组态能够引致高创新绩效：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国企宜实施回避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高绩效民企应实施妥洽式战略变革;高政府效率、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国企宜实施转向式战略变革;非高政府效率、非高创新创业活跃度环境下非高绩效企业应进行复兴式战略变革。     

战略创业理论视角下服务创新驱动机制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服务创新成为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探究制造企业服务创新驱动机制,基于集合论思想与战略创业理论,选取创业导向、动态能力以及企业规模作为条件变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173家制造企业进行研究,探寻创业导向、动态能力与企业规模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任何单一条件均不能成为驱动服务创新的必要条件,存在5种类型的服务创新路径,且每条路径具有等效性。结论可丰富服务创新领域与战略创业领域相关研究,为企业服务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组态视角下区域数字创新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

文章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中国30个省份数字创新发展的驱动机制展开研究。结果指出,组织布局下的研发投入促进型和组织布局下的基础知识促进型是高水平数字创新能力的组态类型,而非高水平的组态结果呈现出因果非对称性。此外,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创新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是组织网络的引导力,而中、西部地区数字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在于资源要素的驱动力。故应明辨区域数字创新发展的路径差异,因地制宜实施数字创新的政策战略布局,强化地区发展新动能。     

多维驱动因素联动效应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基于SEM与fsQCA的实证分析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蓬勃发展,数字化创新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与运营模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组织忘记和数字化创新6个要素存在因果线性关系,并发现学习主导型、市场驱动学习型和市场主导型3条数字化创新路径,以及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其中,市场驱动学习型最有可能激发数字化创新。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比较上述6条路径发现,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3条非高数字化创新路径并不是3条高数字化创新路径的对立面。     

大数据驱动制造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机理

基于数据驱动的理论视角,选取海尔食联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采用“数据驱动-动态能力提升-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逻辑框架,运用扎根理论系统阐释数字商业模式创新过程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有赖于组织数据资源的充分利用,数据驱动作为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的重要动因,其中包含“需求源点建立-场景链条联动-网络共享交互”的三个关键环节;数据驱动作用于组织动态能力的发挥与提升,同时动态能力补充了企业数据驱动为前因的中间作用机制,以实现企业数字商业模式组件的优化;从整体生成式视角进行剖析,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是基于“价值主张校准-场景体验优化-价值网络拓展”三维度的动态过程而实现,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企业创新倾向、吸收能力与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 一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吸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行业技术环境和企业双元创新倾向，提出跨界技术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实现机制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使用fsQCA对107个上市公司跨界技术并购案例进行构型研究。结果发现，在高创新绩效构型中，主并企业创新倾向与吸收能力不同维度间存在差异化匹配关系；企业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间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技术基础广度和吸收转化投入强度对于创新绩效提高相对重要；丰富的外部技术资源更有助于创新绩效提升。研究结论拓展了吸收能力理论，丰富了跨界技术并购领域实证证据，可为不同特征企业制定跨界技术并购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服务化和智能制造融合的工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服务化和智能制造代表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两种创新模式,是工业企业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向,然而对二者间联系及融合界面缺乏清晰理解。基于商业模式创新视角,将服务化和智能制造概念结合,明确二者的融合界面,并依据服务化和数字化水平两维度,确定二者融合的九种组合架构,借助文献案例进行示例及说明,进而讨论了实施复杂度差异性。该研究深化了服务化和智能制造融合的规律认知,可为管理者的商业模式创新决策提供参考。     

人力资本制度与区域创新绩效*——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研究#br#

基于中国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制度理论,以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研究了六项人力资本制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联合效应及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任何单一制度都不是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构成充分条件,只有多项制度的组合才能有效提高创新绩效。我国存在五种引致高创新绩效的人力资本制度路径,这五种路径可以进一步归类为金融本位模式、创新者本位模式和绩效维持模式。金融本位模式中,发达的人力资本信用制度客观上保护了超常型默示知识,部分替代了产权制度和定价制度的功能;创新者本位模式中,保障制度、产权制度、定价制度三者间存在互补关系;绩效维持模式中,培育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产权制度的缺失,但由于人才流失而难以持续。本文补充和发展了中国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制度理论,并为各地政府提供了有益启示。     

网络嵌入、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网络嵌入、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但以往研究忽视了网络嵌入与动态能力各构成维度间不同组合对创新绩效的复杂性影响。因此,基于组态视角和集合论思想,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以220家中国企业为样本,从企业外部网络嵌入和内部动态能力培育两个层面,探讨网络嵌入和动态能力的不同维度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多重组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路径包括网络嵌入—能力促进型、双元能力推动型、网络嵌入—能力冲突型和创新能力缺失弥补型4种构型,且网络嵌入三维度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     

本土制造业“隐形冠军”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专注细分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的本土“隐形冠军”是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支撑。基于自主创新多元动力框架,以98家本土制造业“隐形冠军”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多重动力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存在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和内外协同驱动3种动力模式,其中,协同驱动模式最为常见;②企业家精神是驱动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重要内部因素,在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高或未上市时能够联合市场垄断力量、良好区域环境发挥作用,驱动企业自主创新;③在推动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外部因素中,行业外资进入与市场垄断地位在特定情境下具有替代关系。     

科技政策对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路径——一个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政策文本,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进行国家级高新区科技政策研究,对不同政策类型的综合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存在4种条件变量的组合影响路径:资源投入型路径、资源协作型路径、内敛规制型路径和外向规制型路径。人力资源政策和财政优惠政策在组合路径中具有导向作用,创新平台政策和组织制度政策是影响高新区创新驱动力的内部保障性条件,外部投入型政策与内部规制型政策具有政策互补性,对制度性政策的倾斜往往会产生更显著的驱动效应。     

基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耦合关系的企业创新驱动研究

创新驱动是企业实施创新行为的源头,而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创新系统的两个重要子系统,它们之间的良性配合将影响企业盈利和持续发展。以耦合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阐述二者耦合作用机制。构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耦合关联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提出此创新系统的耦合阶段评价标准,为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发展提供借鉴,为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寻找途径。     

Web商业模式的创新机制研究

从顾客价值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调研与因子分析,提取Web模式下影响顾客价值的三要素：产品、便利、安全。在此基础上,运用商业模式创新的有关理论,借鉴国外代表性Web商业模式创新成功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设计围绕顾客价值的Web商业模式创新的总体思路与理念,并构建以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为主的Web商业模式创新机制。     

制造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商业模式创新对经营绩效的积极效用得到了广泛关注,但对二者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仍需深化。基于双元能力视角,探讨制造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绩效的内在联系,运用192家制造型中小企业数据分析发现,因效率边界作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绩效呈倒U型关系,而由于新颖效应,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绩效关系为U型;双元能力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绩效的倒U型关系,以及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绩效的U型关系中都发挥正向调节效应。     

企业关键主体二元网络关系对其能力进阶的影响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选择企业关键主体的二元网络关系为契入点,以31位艺术家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影响能力进阶的二元网络关系与关系特征组态。结果表明:个体角色网络关系和组织角色网络关系是取得能力进阶的核心必要条件;二元网络关系可实现网络关系背景下的双元创新,是构建企业关键主体和组织能力进阶的创新路径。     

制度与合作环境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的影响——来自中美两国26家企业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企业开放式创新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其开放式创新路径选择尤为关键。制度与合作环境是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外部环境。选取中美两国26家典型企业,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分析制度与合作环境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的影响,并对比分析中美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多重路径。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存在4条高开放式创新绩效获取路径,美国企业存在两条高开放式创新绩效获取路径,核心条件均为知识产权保护或合作广度;当中美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中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或合作广度时,开放式创新绩效欠佳;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获取外部技术的主要途径是对外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长期来看,这并不利于我国开放式创新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