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

高技术产业是推动区域创新的重要增长极，其创新效率直接影响区域创新发展。基于价值链视角，以2009—2017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区）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验证不同因素对不同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区）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态势良好，区域创新效率差异正逐步缩小，技术研发效率明显高于技术转化效率。在创新过程中，劳动者素质、技术积累是提高技术研发效率的关键因素，企业自主创新、政府支持、企业规模扩张能够显著提高技术转化效率。     

政府干预、企业自主研发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价值链视角下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本文采用SFA方法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23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两阶段的创新效率都较低,但呈现上升态势;实证检验政府干预和企业自主研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政府研发支出、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研发投入都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但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更大;市场竞争和企业规模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而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对创新效率影响为负.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研发,更有利于提高创新效率.因此,企业应该成为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主体,政府需要转变管理职能,构建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     

高技术产业两阶段的创新效率

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采用SFA方法测算中国高技术产业2000—2012年的研发效率和转化效率,发现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都较低,但呈现上升趋势。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和市场化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支出的效果较小,知识产权保护在研发阶段效果明显;企业研发投入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转化效率有更大的正向作用,市场竞争有利于两阶段创新效率提升。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应该成为研发活动的主体,政府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     

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方法

高技术产业是推动区域创新的重要增长极,其创新效率直接影响区域创新发展。基于价值链视角,以2009—2017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区)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验证不同因素对不同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区)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态势良好,区域创新效率差异正逐步缩小,技术研发效率明显高于技术转化效率。在创新过程中,劳动者素质、技术积累是提高技术研发效率的关键因素,企业自主创新、政府支持、企业规模扩张能够显著提高技术转化效率。     

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理论,构建规模报酬可变情形下的两阶段链式关联DEA模型,对2005—2009年安徽、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7个省市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了2005—2009年安徽省五大高技术行业创新的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的行业差异,给出了4种高技术产业创新资源利用模式。研究表明:与其他样本省市相比,2005—2009年期间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整体效率的年均值较高,虽然2008—2009年的整体效率值偏低,但较高的两阶段关联强度提升了其整体效率的年均值;安徽省的高技术产业创新资源利用模式为高研发低转化型;2005—2009年期间安徽省五大高技术行业的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均较高,但资源利用效率模式并不理想,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成为制约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共同因素。     

国内外技术获取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差异——基于时滞视角的比较分析

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外部技术获取方式中的国内技术购买和国外技术引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相同。运用2012-2018年高技术产业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在不同滞后期,技术购买、技术引进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专利的差异化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购买、技术引进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影响的显著差异在于影响时滞不同;技术购买能在短期提升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发明专利申请量;技术引进在短期只能提升新产品销售收入,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提升及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需要更长的时滞。内部研发支出在技术购买、技术引进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间发挥的调节作用不尽相同。因此,高技术产业企业应充分考虑技术购买、技术引进对创新绩效影响的时滞差异,根据不同的创新发展目标选择不同来源的外部技术,保证必要的内部研发支出并提高国外技术吸收能力。     

区域高技术产业研发活动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2012-2016年中国东部地区9个省市高技术行业为样本，运用两阶段DEA模型和交叉DEA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其高技术产业创新运营效率进行评价，并结合自评效率和他评效率进行地区间效率、行业间效率比较。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整体效率仍然偏低，但高技术产业区位优势明显，技术开发阶段和经济转化阶段效率表现出差异化特征；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提出两类触发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前因构型。通过融合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交叉数据包络分析和定性分析，以山东省为例提出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效率的建议，为高技术产业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多元化对持续创新的影响研究

技术多元化是高技术产业持续创新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探讨其中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价值。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高技术产业技术多元化对持续创新的影响效应、外部技术获取与改造和技术多元化模式调节效应的基本假设，并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高技术产业技术多元化对持续创新（技术和产品）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存在“最优区间”；②外部技术获取与改造正向调节高技术产业技术多元化和持续创新的关系；③基于技术间知识关联和核心技术能力两个维度，可将高技术产业技术多元化划分为高关联-强核心、低关联-强核心、低关联-弱核心和高关联-弱核心四种模式；④不同模式的技术多元化对高技术产业持续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性，“高关联-强核心”型技术多元化更有利于技术持续创新提升，“低关联-强核心”型技术多元化则更有利于产品持续创新提升，“低关联-弱核心”型技术多元化对持续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弱。     

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2009—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阶段异质性视角出发,分析金融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金融集聚推动了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且这种提升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银行业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二是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两种途径促进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且创新资金投入为“优势路径”;三是拓展性研究发现,在技术研发阶段,金融集聚的“极化效应”仍占主导地位,无法促进近邻地区技术研发创新;但在成果转化阶段,金融集聚已经跨越了“极化效应”,在金融中心成熟后金融资源达到了有效的溢出,反哺临近地区创新的“涓流效应”开始体现。文章的研究明确了金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的关系,对中国正在推进的金融中心建设和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空间联立方程研究

依据创新价值链理论,将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利用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在创新两阶段均存在双向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二者的地区交互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即邻近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技术研发阶段为正、在成果转化阶段不显著,邻近地区创新绩效对本地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在两阶段均为负;分时段看,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双向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其地区交互作用则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强,且在空间溢出效应中表现出创新阶段差异性。     

外资研发与本地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间的关系——基于技术溢出的视角

将行业对外资开放程度、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和本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纳入研究框架,利用1995—2010年我国13个高技术产业子行业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外资研发的技术溢出与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资研发的技术溢出对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与本地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相比,其影响相对较小;较高的外资开放度和较大的技术差距都会对外资研发的技术溢出产生不利影响,但外资研发的技术溢出是否存在主要取决于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还是抑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反事实估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 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行业竞争强度对创新扩散效率的影响

以知识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研究了行业竞争强度对创新扩散效率的作用机制。以60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样本,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构建概念模型,通过分层回归分析验证相关假设。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竞争强度对创新扩散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潜在知识吸收能力在行业竞争强度与创新扩散效率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实际知识吸收能力在行业竞争强度与创新扩散效率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考虑到行业竞争强度的不可控性,从强化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入手,提出了促进创新扩散的相关建议。     

制度环境、开放式创新与资源型企业转型

面对产能过剩与基础薄弱的双重约束，创新驱动资源型企业转型势在必行。资源型企业是否有意愿通过开放式创新实现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制度环境。以2012—2016年中国沪深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制度环境、开放式创新对资源型企业转型的直接影响及其交互作用。运用Stata13.1实证回归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开放式创新均能促进资源型企业行业内转型，但对跨行业边界转型的影响不显著；制度环境与开放式创新的交互作用能促进资源型企业行业内转型，同样对跨行业边界转型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建立健全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促进资源型企业积极开展开放式创新，从而成功实现行业内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空间相关性、创新生态环境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效率——基于中国23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构建两阶段共享投入关联DEA模型，测算中国内地23个省市样本期整体及各子阶段创新效率，并从时间、空间维度进行对比分析，构建空间Tobit模型进一步分析创新生态环境对其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样本期整体与创新研发阶段效率均处于中等水平且呈M型变化趋势，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较低，呈W型变化趋势；创新生态环境与创新效率具有强正向空间相关性，说明地理邻近空间存在知识溢出效应；在整体创新阶段，劳动力素质、政府支持均与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而市场结构与创新效率正相关；在研发创新阶段，人均GDP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基础设施、对外开放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成果转化阶段，除对外开放程度与创新效率负相关外，其余影响因素均与创新效率正相关。     

R&D资源错配与绿色创新效率损失——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测算R&D资源错配并实证分析其造成的绿色创新效率损失。从理论上分析不同R&D资源错配造成绿色创新效率损失的具体机理,采用中国内地省级高技术产业数据,结合反事实方法,测算R&D资源错配造成的绿色创新效率损失情况。结果表明,2000—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仍较低;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明显的R&D资源错配问题,R&D资本和R&D人力错配均属于资源配置过多的情况;R&D资源错配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整体上造成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损失值为0.0614,损失率达26.4%。基于此,必须持续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消除要素流动障碍,促进R&D资本和R&D人力在区域间合理配置。     

组织吸收能力、服务流程创新与服务创新绩效

顾客主导逻辑和组织吸收能力是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寻求竞争优势的新概念。基于顾客主导逻辑相关知识,探讨企业吸收能力对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长三角地区现代服务型企业为调研对象,运用Mplus对构建的混合模型进行中介调节效应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服务流程创新在组织吸收能力和企业服务创新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顾客导向在组织吸收能力通过服务流程创新影响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中发挥调节作用。鉴于此,建议现代服务型企业围绕顾客需求优化服务流程,注重对技术与高知人力资本的投资。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