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机构付费模式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介绍信用评级机构付费模式的种类,主要为“投资人付费”模式和“发行人付费”模式,指出本轮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发行人付费”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通过分析美国在这次改革中的主要文件及其内容,研究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付费模式.最后提出应借鉴国外经验,应该着重关注信用评级机构付费模式产生的利益冲突,根据我国发展状况采取多元化的付费模式.     

“投资者付费”模式对“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的影响:基于中债资信评级的实验证据

利用2008-2014年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以评级收费模式为切入点,分析在"投资者付费"模式压力下,"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后续信用评级的调整情况以及评级质量的变化。实证发现,在"投资者付费"模式压力下,"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会调低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但却提高了评级的质量。另外,当"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与企业存在严重的利益合谋时,这种调低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从评级收费模式视角解释了中国信用评级的偏高现象。     

中国债券信用评级付费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行的信用评级发行人付费模式由于存在利益冲突,其客观性、独立性和评级水平饱受市场质疑。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时间不长,评级市场声誉机制还未形成,评级机构之间过度竞争,这些因素加重了发行人付费模式导致的评级虚高、信用评级质量的下降等问题。本文考察了2014年至2016年的公司债发债样本,构建量化指标对比投资者付费模式与发行人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实证表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分布过于集中,投资者付费模式下的评级分布形态更为合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下,同一信用评级发债主体的实际信用状况差别很大,表明评级的区分能力不够;在信用评级为AA的情况下,两种付费模式下的差别最大。为此,我们对未来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和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投资人付费评级对发行人付费评级的双重影响

近年来,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评级行业问题备受市场关注.以2012-2019年中国公司债和企业债评级数据为样本,运用两阶段回归法,分析了投资人付费评级对发行人付费评级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投资人付费评级助推了发行人付费评级虚高,降低了评级市场效率;发行人付费评级的市场公信力进一步下降.建议加强评级信息公开,扩大半公共产品型投资人付费评级范围,不断提高评级市场效率与公信力.     

关于评级业实施投资人付费模式的思考

为推动我国评级行业健康发展,提升我国评级行业的公信力,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代表全体会员出资设立了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债资信),探索、实践"为投资人服务,由投资人付费"的新型     

证券发行人付费模式监管改革研究——基于不同付费模式的成本收益分析

发行人付费模式是域外监管看门人的逻辑起点,但国内法学界对该模式的改革鲜有问津;金融领域的文献虽对此问题多有涉及,但对规则设计的讨论十分有限。理论分析与实证证据表明,全面转型为投资者付费模式以及付费与聘用权分离这两种颠覆性改革方案的成本过高。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监管应该选择的路径是：一方面,允许发行人付费与投资人付费这两种模式自由发展,让投资者可在两种具有不同程度的利冲风险服务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可以采用成本相对较低的方式对发行人付费模式进行干预。具体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案：特定情形下的“监管机构指定看门人”,是将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应用于利冲风险最高的情形;执业质量评分机制,是对检查结果的进一步“可视化”,以通过助力声誉机制来激励看门人注重服务质量而不是迎合发行人;关键人员的强制轮换,是从时间维度上减少发行人付费模式带来的发行人与看门人之间的利益勾连。     

债券评级分析师任期、债项评级和信用利差

基于2008-2019年长期信用债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评级分析师任期越长,信用评级越低;较长的分析师任期能够影响评级准确性,降低"未能预测违约"的第Ⅰ类错误,增加"错误违约预警"的第Ⅱ类错误;相比于短分析师任期,长分析师任期能够增强信用评级对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本文还发现,相比于未被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评级的债券,投...     

金融中介机构竞争的市场反应--来自信用评级机构的证据北大核心

目前已有研究认为金融中介机构竞争会带来市场效率的提高,本文利用2012-2017年债券市场的微观数据研究“发行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对评级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评级机构竞争会导致评级结果膨胀与评级质量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评级竞争加剧时,“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会对有较多业务联系的企业放松评级标准,给予更高信用评级。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评级机构的外资背景、承销商的良好声誉和媒体关注均有助于减小“发行人付费”模式下评级机构竞争的负面影响。同时,债券市场评级竞争还存在对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评级竞争导致的评级质量下降也降低了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这说明,“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评级机构竞争会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投资者付费”模式的推广和评级行业的对外开放有助于改善国内评级行业的评级质量。本文的研究也为国内债券市场进一步发挥双评级、多评级以及不同模式评级的交叉验证作用提供了一定证据支持。     

发债主体长期信用评级质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不同收费模式下发债主体的长期信用评级质量对审计收费存在一定的影响,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虚高越严重,评级质量相对越低,审计收费相应越低,这与利益冲突理论一致,此种现象在国内主要评级机构中普遍存在.从具体作用机制来看,评级质量影响审计收费的机制可能有公司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外部独立董事占比和国有产权的公司治理具有显著的强化...     

评级功能视角下的利益冲突和付费模式

信用评级作为风险评估机制和信息披露的手段,功能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提高资本市场效率。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发行人付费模式下的利益冲突给信用评级行业带来的发展困境。探索多种形式的付费模式,有效平衡和协调信用评级机构盈利性质与其享有公共管理职权之间的矛盾将是评级监管改革主要内容。探讨当前评级监管和评级收费模式改革趋势,有助于为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中国评级行业提供有益的启示。     

信用评级与信用债违约实证研究——基于机器学习算法

已有研究表明,信用债券违约呈日益蔓延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信用评级无法准确提供债券违约风险信息,这也导致了信用评级公信力的下降。本文选取2018—2019年还本付息的信用债券作为研究对象,引入机器学习算法,探讨各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与债券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来自不同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对违约风险的反映不存在异质性,但对违约风险反映的程度存在异质性：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相比,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能够反映更多的违约风险;与发行者付费模式相比,投资者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能够反映更多的违约风险。也就是说,尽管信用评级虚高在信用评级机构中具有共性,但通过国际评级机构和投资者付费模式进行评级,可显著改善评级质量。这表明,信用评级行业的对外开放与采用投资者付费模式,对提升我国信用评级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取消强制评级政策、评级机构声誉与信用评级质量——基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如何完善对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从而提升信用评级质量、促进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国内监管机构迫切关注的问题。2021年开始我国调整了债券发行强制评级要求,在保留对主体评级强制选择的同时,将债项评级的选择由强制调整为自愿,这一政策的实施,将长期影响评级市场的竞争格局以及评级机构的迎合行为。针对强制评级政策的调整,本文研究发现：取消债项强制评级后,保留债项评级的发行人数量与债项评级质量均下降;而当评级机构声誉较高时,信用评级质量下降程度较低。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关系主要存在于评级机构竞争程度高、客户重要程度高及首次发行的情形。本文还发现,取消债项强制评级后,保留债项评级的发行人评级膨胀,会降低债券融资成本,表明债券市场并未充分意识到信用评级存在膨胀问题,促使发行人寻求虚高信用评级。本文的结论表明,取消债项强制评级政策一方面会增强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度及评级机构的迎合动机,短期降低了信用评级质量,但另一方面债项评级的选择由强制调整为自愿之后,评级市场的声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长期而言有利于“市场驱动”的信用评级质量提升。     

信用评级付费模式的国际演变

<正>信用评级公信力和很多因素有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评级付费模式。如果在一种付费模式下，评级机构容易受到评级付费的影响而不能提供公正的评级，那么评级公信力将被严重削弱，对市场风险揭示和防范的作用下降。因此，设计好付费模式，对于提升评级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国际上评级付费主要模式的演变评级付费至少有两种常见模式：发行人付费和投资者付费。     

多重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揭示了多重信用评级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信用认证机制,排除了“信用评级购买”假说对于多重评级动机的解释,研究发现:多重信用评级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于不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在多重信用评级中,相对于评级机构均为“发行人付费”模式,兼有“投资者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此外,当多重信用评级的评级意见不一致时,平均评级的信息含量最高,即综合不同信用评级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比任何单一信用评级更加具有信息含量。本研究为我国债券市场双评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完善多元化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监管制度,并提示发债企业可以通过多重信用评级向市场传递更多和更具效度的评级信息,以弥补单一信用评级的信息不足和评级结果失准,减少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债券融资成本。     

关于近期信用风险下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的思考

近期部分高评级企业违约引发债券市场巨幅震动,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评级质量和公信力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分析了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现状,比较不同信评模式下的问题和不足,建议信用评级机构应主动打破“发行人”和“投资者”付费模式的观念对立,发挥专长,做强品牌,构建良好的市场互动,实现信用评级业务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信用评级真的影响发债成本吗?

信用评级制度旨在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而改善市场效率,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和评级选购机制下,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有待检验。由此,本文基于中国债券数据研究了信用评级对企业发债成本的影响。与既有文献一样,OLS分析表明良好的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此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基于理论分析和计量判据,我们以各地区评级机构的竞争程度作为债券评级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发现信用评级对发债成本的经济效应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统计上也不再显著。这表明,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的公信力,而评级膨胀也不会真正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     

对借款企业信用评级由金融机构委托并付费有关问题的思考——江苏射阳农商行与江苏安博尔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信用评级合作模式剖析

如何推进金融机构与评级机构合作,提高金融机构信贷风险识别能力,一直是基层工作中的难点.通过对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安博尔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在借款企业评级合作模式进行剖析,总结双方合作的内容和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由贷款银行委托并付费的借款企业第三方信用评级模式进行了思考,提出完善的建议.     

后金融危机时代信用评级机构的改革出路

美国次贷危机再次暴露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监管困境,即现行信用评级机构发行人付费收入模式存在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问题。信用评级机构以声誉机制辩解,但存在重大理论缺陷和失败的经验事实证据。现行评级机构法律监管体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模式利益冲突的矛盾。信用评级机构未来的改革出路亟需解决利益冲突之困,可能的方案包括设立公共评级机构、恢复订购人付费模式、评级机构承担法律责任、政府付费购买评级服务等。     

信用评级机构:争议与改革

针对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中的非正常表现,从信用评级机构自身的视角对信用评级提供的信息价值、评级结果公正性和问责机制等争议问题进行剖析,得出以下结论:评级程序和信息来源不透明使得评级结果与事实不符,导致评级信息的价值大打折扣,提高评级透明度是大势所趋；发行人付费模式引发的利益冲突使得评级机构的公正性大受...     

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治理机制研究

内生于发行人付费模式的利益冲突导致信用评级机构背离其债券市场“看门人”的职能。本文在梳理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的内涵、表现及根源,总结分析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治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具体情况,剖析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现实障碍,最后提出提升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利益冲突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