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省级联社职能定位及改革模式考量

省级机构的改革是当前农信社改革中争论的焦点。各利益主体对理想的农信社省级联社改革模式认知的不一致,是省级联社改革难以推动的本质原因。在实际改革过程中,没有行业管理是否意味着行业服务的缺失?在不拥有管理权的前提下,省级政府如何管控风险?农信社法人机构组织规模最佳层级究竟在县域还是地市?农信社管理权能否进一步下放等四大问题,将是当前省级联社改革必须直面的。基于此,未来省级联社改革模式将取决于行业管理主体层级安排,联合银行或金融持股公司等将应是相对较可行的改革模式。     

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向左还是向右

省级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管理的权责不对称,是省联社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行政管理的逻辑起点。金融控股公司虽然为省联社实施行政管理奠定了产权基础,但有损于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目前,省联社淡出行政管理改制为金融服务公司的条件基本具备,应结合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稳步推动省联社真正淡出行政管理改革试点,增强省联社服务职能,更好实现农村信用社改革目标。     

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之探讨:以广东为视角

本文回顾了广东省农信社改革六年来取得的显著成效,通过剖析广东省农信社的特点,辨析省联社与县(市)级法人机构之间的关系,对今后省联社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指出加速转型、强化服务是省联社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农信社改革的探索--访山东省农信社联社理事长宋文暄

《银行家》:您认为这次农信社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山东农信社的定位是什么?农信社改革为山东的农民、农村带来什么?宋文暄:我认为,这次深化农信社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花钱买机制”,促使信用社通过改革建立自身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内部经营机制,从而形成“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进一步增强支农服务的功能,为“三农”提供更好的服务。省联社成立后,我们确定了“稳健经营、稳步发展”     

农信社省级联社管理模式问题探讨

目前,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农信社省级联社的成立和运行在其中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在履职和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对改革进程和目标的实现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对目前农信社省级联社管理中存在问题的表现、影响及其制度原因的分析,认为:农信社省级联社应进一步找准自身定位,切实发挥组织、协调、指导、服务职能,并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加强对省级联社发展方向的研究,确保改革试点目标的实现和农信社可持续健康发展.     

分片包干加强农信社县级联社行业管理

当前农村信用社的行业管理比较薄弱，而农信社县级联社是行业管理的关键，本文在分析县级联社在行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分片包干是改变县一级联社行业管理现状的良策，并对分业包干的组织和工作方法进行了论述。     

探寻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之路

省联社改革是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中之重。本文认为,各利益主体对理想的省联社发展模式认知不一致是省联社改革难以推动的本质原因。在实际改革过程中,没有行业管理是否意味着没有行业服务?在不具备管理权的前提下,省政府怎样控制风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组织规模最佳层级在县域还是在地市级?管理权能否进一步下放给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这四大问题将是当前省联社改革必须回答的难题。基于此,本文认为未来省联社改革模式将有三种可能性,而强调机构之间整合和服务职能的金融控股或联合银行模式应是未来理想可行的选择。     

试论淡出行政管理下的农信社省级联社改革

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农信社省级联社的改革方向,即"淡出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要达到这一理想的改革目标,亟需具备引入存款保险、农信社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国家支农服务形成正向激励、防止地方政府控制农信社及给予省级联社强化服务的成长机制等5个方面的前提条件。根据我国省级联社改革实践及农村金融发展规律,未来省级联社改革将出现减弱行政职能、撤销现有机构、现有机构转型三种可能走向。     

农信社深化改革的另一种思路

随着省联社与县（市）联社二级法人体制的建立．我国农信社第一阶段的改革已基本完成。虽然这种体制解决了农信社的管理归属问题．但是其产权、经营管理体制以及治理结构仍然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终究会影响农信社在我国金融业中作用的发挥。因此,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必须对农信社进行整合,并确定合适的整合模式。     

省联社向何处去

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逐步深化,关于省联社改革的难点、改革模式的选择问题成为学界和业界争论的焦点.本文认为,农村信用社的政策性金融定位、省政府掌握省联社改革模式的最终决策权、农村信用社的特殊性、省联社为什么而存在、各利益主体对省联社改革模式的意见分歧将是影响未来省联社改革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历史包袱的化解与困难联社的发展问题将是省联社改革模式设计中首要考虑的问题.未来省联社的职能将在管理与服务两种职能中选择,取消省联社模式的改革情形不大可能出现.各利益主体改革意见的分歧可能会使省联社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竞争与效率——基于我国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针对文献中有关银行业竞争与效率之间关系的争论,本文采用我国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数据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文章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计算银行效率水平,并利用银保监会发布的银行分支许可证信息构建区域竞争指数,从而考察区域银行业竞争程度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印证了竞争程度的增加可以提高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效率,但竞争度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更大。结果表明,我国区域性商业银行中的竞争与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过度的竞争会对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效率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区域性银行跨区经营行为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会影响区域性银行跨区经营决策,进而改变其经营效率。具体来讲,当区域性商业银行在银行竞争程度更高的地区设立异地分支机构时,银行效率提高的更多。本文结果对相关文献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并为我国区域银行业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实证依据。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吗？——基于不同杠杆环境的比较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高杠杆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状态依存的局部投影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常时期与高杠杆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显著不同。正常时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扩张并保证宏观杠杆率稳定,从而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在高杠杆时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显著弱于正常时期,而且还会推高宏观杠杆率,从而也难以实现“稳杠杆”目标。原因在于,高杠杆下更多的负债主体因偿债压力陷入“借新还旧”状态中,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降低了政策调控效率。     

银行竞争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分支机构空间分布的研究

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和2009年,我国先后两次放松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规制,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银行竞争水平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明显提升。本文利用2001-2012年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以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衡量银行竞争水平,研究银行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表现在投资不足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和代理冲突减弱是银行竞争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拓展了银行竞争以及企业投资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文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银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产业政策与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基于上市公司逐笔银行贷款合约数据,本文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时,公司所拥有的政企关系对银行贷款合约制定的积极作用会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对银行贷款合约制定的积极作用会更小,基于分省产业政策以及上市公司全部贷款数据的分析进一步确认了上述结论。从影响因素来看,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所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越高、法治环境越差时,产业政策的影响会越明显。本文的证据表明,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改善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能够提升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媒体公关、投资者情绪与证券发行定价

本文研究了拟上市公司通过专门针对媒体的公关活动影响其证券发行定价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公司可以通过投入媒体公关费用来增加媒体对于该公司的新闻报道量,这些报道在性质上属于正面的广告宣传,而正面新闻能够显著提高投资者对该公司的关注程度和乐观情绪;乐观情绪越强,则参与证券发行的投资者人数越多,需求量越大,进而导致证券发行价格的上调幅度越大。但是在长期内,当证券交易价格逐渐回归于实际价值时,发行前关注度越高的证券,其长期回报率越低。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新闻媒体在证券发行中的宣传推介功能与其公司外部治理人的身份存在冲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贷款成本

基于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本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导致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且使得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对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如小微企业、私营企业等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对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反而降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使得银行选择风险评级更低的贷款,符合谨慎性动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银行“自我保险”动机的增强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这在中小型银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本文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宏观经济波动等的研究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并揭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     

行政区划壁垒、边界地区公共品提供与经济发展

行政区划壁垒是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分析了行政区划壁垒对省际交界地带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两种效应——边界跳跃效应和边界洼地效应,接着利用栅格级别夜间灯光亮度和公共品提供数据,对两种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省际交界地带不存在显著的边界跳跃效应,紧邻省界两侧的地带在经济发展和公共品提供水平上都高度接近;第二,省际交界地带存在明显的边界洼地效应,越靠近省界的地区,经济发展和公共品提供水平越滞后,这一效应在距离省界20公里的范围内尤为明显。边界洼地效应的存在导致省内核心地带的经济发展难以辐射到边界地带,也可以作为边界跳跃效应不存在的原因。本文研究表明,进一步打破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分割式治理体系,不仅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与平衡发展,也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

本文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杠杆率变动背后的逻辑。在基于2002—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描述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变化的经验事实以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Baker et al. (2016) 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负向效应在短期负债率、民营、小规模和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考虑经济转型的扩展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民营化改革的推进和对外开放度的扩大而显著降低。本文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企业杠杆率变化背后的逻辑以及科学地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的比较与适用性分析——基于中国金融系统的研究

准确测度金融机构对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前提。本文对常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以“能否涵盖规模、高杠杆率和互联紧密性三方面信息”、“排序结果是否与银保监会认定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相吻合”、“是否具有宏观经济活动预测力”三方面对上述指标在我国金融体系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SRISK更适于作为我国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同时,本文发现,“LRMES约等于1-exp(-18*MES)”的经验关系不具有普适性,不适用于我国金融体系。     

地方公共债务与资本回报率——来自新口径债务数据和三重机制检验的经验证据

资本回报率对于理解我国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匹配2006-2015年地级市层面的新口径债务数据和资本回报率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公共债务扩张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地区异质性表现,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开展作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地方公共债务扩张对我国宏观资本回报率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第二,地方公共债务的扩张通过降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提高房地产业投资占比和挤出企业投资产生影响;第三,上述负面影响在非城市群、非大中城市和土地融资依赖度更高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以上结论为深化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未来应注重债务资金的绩效管理和使用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