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视角下回弹效应测算的改进模型

运用门槛回归和潜在产出法分别改进了基于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测算模型。基于改进前后的模型并利用199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中国的回弹效应。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模型考虑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非线性关系以及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测算得出的回弹效应更精确;由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诱发的回弹效应呈上升趋势,广义技术进步诱发的回弹效应表现出剧烈波动的特征。认为政府应逐步建立回弹效应监控体系以有效控制回弹效应。     

基于技术进步的不同产业能源回弹效应研究——以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能源的回弹效应能够不断提高能源效率,但同时也会增加能源的消耗.本文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于产业面板数据估算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运用2009--2015年主要产业数据实证对技术进步引起的能源回弹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能源回弹效应因产业而异,2009--2015年第一产业能源回弹效应较小,其它产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能源回弹效应.最后,提出产业结构调整、能源价格改革等能源消费政策建议.     

低碳经济下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基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减少对化石等高碳型能源的需求,增加对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低碳型能源的生产与消费,促使经济发展方式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这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分析了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对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了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具体为:提高对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重要性的认识;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技术水平;组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协调机构,建立统一管理的协调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与法规。     

考虑技术进步与结构变动的产业能耗回弹效应分析

梳理了国内关于能耗回弹效应的相关研究,提出了考虑技术进步与结构变动的产业能耗回弹效应测度方法。基于我国1978~2010年的数据,在对各项参数进行合理估算的基础上,测算了考虑技术进步与结构变动条件下产业的能耗回弹效应。结果表明,就多数年份而言,我国的产业能耗回弹效应在100%~200%范围变动,且没有出现明显减缓的趋势。这样的结论为正确认识节能减排形势和制定考虑能耗回弹效应的能源政策提供了依据。     

政府发展性支出、产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

为了探索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边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理论上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伴随着政府发展性支出的不断增加,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作用路径。表明过低或过高的政府发展性支出都会导致产业集聚扭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正外部性,进而抑制能源效率的改善,只有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才能发挥产业集聚应有的绩效,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2)利用中国2004—2017年268个地级市的城市面板数据,在规避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静态面板交互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的理论假说;(3)采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存在政府发展性支出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2517和0.2946,对不同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进行分组计量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中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路径相吻合。表明,过高或过低的政府发展性支出趋向于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     

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对比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低碳发展是人类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减少经济社会发展在自然界产生的碳足迹而推行的新型发展理念。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主要包括: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节能减排;加强国际范围内的低碳技术协作等。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是: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加强低碳技术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低碳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碳基金,开展碳金融交易;建立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等。     

清洁能源发展对就业规模的门槛效应——基于金融规模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就业影响的金融规模门槛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清洁能源发展对总体就业规模有促进作用,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规模有负向作用,并且在不同清洁能源产量地区的就业影响存在异质性;以金融规模为门槛变量时,研究发现金融规模的提高,促使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对总体就业规模的提升作用显著提高,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规模的冲击作用有所下降;从区域角度来看,清洁能源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表现在清洁能源发展对东西部地区总体就业规模有正向作用,对中部地区则为负向作用。基于此,从完善政策激励机制、金融部门提高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因地施策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在就业创造和能源结构优化中的促进作用。     

开放经济条件下物流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及脱钩效应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对陕西省物流产业碳排放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LMDI技术对陕西省2006—2016年物流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并依据DPSIR脱钩模型对该产业碳排放脱钩效应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经济产出对陕西省物流产业碳排放增加起到拉动作用,而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强度效率对碳排放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且能源结构的优化作用高于能源效率提升带来的碳排放减少;此外,陕西省物流产业碳排放表现出一定的脱钩效应,且在"十二五"期间脱钩效应存在着强弱转变。据此,文章提出应该从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从而促进陕西省低碳物流的发展。     

考虑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的宏观能源回弹效应估算

考虑到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引致的宏观能源回弹效应影响广泛但相关研究不足，本文使用多部门增长核算法和LMDI指数分解法，分别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构建估算模型，进而估算我国2005年—2019年含6个细分部门的整体经济和含18个细分部门的工业能源回弹效应。研究显示，在整体经济和工业层面，技术进步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在研究期内一直存在，结构变化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仅在部分年份存在。近年来，工业结构变化呈现如下趋势：即仅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有促进能耗强度下降。本文的研究可为进一步完善能源效率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我国省域碳排放差异性及其转型发展模式研究

通过对区域碳排放模型的讨论,提出了适合我国省域尺度的碳排放计量模型,并根据碳排放不同将我国划分为发达型低碳发展、均衡型低碳发展、资源型高碳发展和发展型高碳发展等四类模式。研究认为,省域经济发展要向低碳发展转型,促进碳排放目标实现。其中,发达型低碳发展区域要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均衡型低碳发展省份则应充分重视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源型高碳发展模式需强调碳排放的削减绩效和碳强度的下降幅度,而对于目前尚处于发展型高碳发展阶段的我国大部分地区,则应全面分析低碳转型的基础条件和机遇优势,积极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低碳转型发展之路。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筑业低碳竞争力形成机理分析

以能源结构、生产能力和环保能力作为建筑业低碳竞争力的外生潜变量,以低碳竞争力和低碳技术利用率作为内生潜变量,构建了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评价建筑业低碳竞争力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运用Lisrel软件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筑业低碳竞争力进行了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能源结构、生产能力和环保能力是影响建筑业低碳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其中生产能力对建筑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最大;建筑面积碳排放效率的因子荷载值远大于产值利润率,表明建筑面积碳排放效率对建筑业低碳竞争力的影响较大。最后提出提高我国建筑业低碳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大力宣传低碳思想,推行清洁生产;加强对建筑业节能技术的研究,加速节能技术改造进程;制定适应市场环境的低碳政策。     

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利用2006—2019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一定阈值后,其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碳减排;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发挥持续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需要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正确引导人工智能在碳减排领域的研发应用,针对不同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     

绿色低碳视角下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低碳技术创新是现阶段我国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识别绿色低碳视角下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我国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扎根质化研究,综合提出了低碳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然后基于投影寻踪法和多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得出低碳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研发人员对于低碳技术创新产出影响较大;环境治理对低碳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但不十分显著。     

中国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全球气候变暖对环境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碳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碳交易政策是基于市场机制控制碳排放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核心政策工具。采用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基于双重差分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碳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论从总体看还是分区域看,碳交易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但效应的大小存在区域差异,碳交易政策在东部地区的减排效应比中西部地区更大。机制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可通过减少能源消耗规模、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实现减排,能源规模、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外商投资等在碳交易政策传导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这种传导机制存在区域差异。     

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走向及思考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主要表现为：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可能源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等。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是：必须尽快提出低碳经济战略,建立起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群,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等。     

Research on a dynamics with bounded rationality for high-carbon and low-carbon energy economic system

For the energy economic system, a dynamics with bounded rationality is built to describe a decision-making problem that decision-makers select high-carbon energy input and low-carbon energy investment to maximize the weighted utility of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two adjacent periods. The technical level of low-carbon energy development, the weight coefficient, the rate of high-carbon energy pollution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self-repair coefficient are the major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Stability analysi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are mathematically done for this dynamics.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decision-makers' focusing on the long-term profits, improving the technology level of low-carbo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reducing pollution rate of high-carbon energy are helpfu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economic system.     

Modeling the rebound effect in two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rebound effect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energy savings from improvements in energy efficiency are lower than expected due to unintended second-order effects. Grasping specific mechanisms related to the rebound effect require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heterogonous agents on multiple markets. Otherwise, policies aimed at reducing energy use may render counter-expected and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formal model, where technological change results from interactions on two markets: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in the market for final goods, and heterogeneous power plants in the electricity market. The analysis provides insights to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supply–demand coevolution, and status-driven consumption in explaining the rebound effect. The model is employed to compare 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policies aimed at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associated with production of consumer goods, namely: a tax on electricity and ‘nuclear obligations’ to produce ten percent of electricity from nuclear energy.     

人力资本、绿色科技创新与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

基于1999—2019年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运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拓展的STIRPA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考察人力资本、绿色科技创新与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在直接促进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优化的同时,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发挥间接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碳排放效率提升,加快建成引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建议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全面激发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活力。     

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

科技人才政策与产学研合作既是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也是地方政府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重要政策手段。基于此,以27个省（市）2011-2018年面板数据为支撑,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科技人才政策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2）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产学研合作的门槛效应,即在产学研耦合度大于0.524时,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加明显;（3）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中东部地区科技人才政策与产学研协同政策组合效应优于西部地区。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各省科技人才政策的精准有效设计、优化产学研协同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