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周期与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从全球42个主要的股票市场指数提取全球股票市场因子,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代理变量,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总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全球股票市场因子(全球风险规避和不确定性)上升时,跨境资本流入显著下降;(2)一国处于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增速和利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减弱;(3)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或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越强;(4)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尽管不能完全隔绝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但相比固定汇率制度,可提高一国抵御全球金融周期冲击的能力;(5)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是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并通过全球金融周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一国应夯实经济基本面、采取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措施,以缓解全球金融周期给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三元悖论与我国的货币政策

根据克鲁格曼“三元悖论”的观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是不可兼得的,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可以保持汇率的稳定性,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货币政策使本国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受损;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但必须使汇率自由波动,即放     

全球避险情绪与资本流动——“二元悖论”成因探析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新因素和新机制不断涌现,以“三元悖论”为代表的传统开放经济分析框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近期,国际上有学者结合现实观察提出了“二元悖论”的新观点,即只要存在资本自由流动,一国的货币政策就不可能自主有效,而与该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无关。为阐明“二元悖论”背后的经济学机理,我们构建并推导融入全球避险情绪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而提出了一个有关“二元悖论”成因的理论假说:全球避险情绪上升可能削弱国内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特别地,当全球避险情绪导致的风险溢价影响超过国内货币扩张程度时,货币政策甚至可能完全失效。随后,我们建立了以浮动汇率国家为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说。     

全球金融动荡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传统国际经济学中的三元悖论并没有考虑金融全球化的规模,特别是银行国际化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在面临全球金融动荡时,独立的货币政策只可能在资本项目实施管制下实现.由于全球性金融周期的显现,中心国家的金融环境越来越显著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从资本管制、内部化溢出效应、宏观审慎政策、杠杆率限制四个维度提出政策选项,以应对全球金融动荡的潜在冲击,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效协调机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研究

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在刻画全球金融周期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包含调节效应的面板模型,对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效协调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处于高波动率区制,即市场风险厌恶水平较高时,资本流动水平较低,浮动汇率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反之,浮动汇率政策调节效果减弱。因此在推进金融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充分关注全球金融周期波动状况。     

“三元悖论”视角下的中国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层面的概念,强调的是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其主要涉及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国家金融主权。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下,国际游资的频繁出入和一国汇率的剧烈波动都会为一国的金融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更有甚者,会危害波及到实体经济,爆发经济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     

我国货币政策决策环境分析——基于三元悖论视角

在金融危机余波未平的敏感时期,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并出现物价上涨过快、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形势下,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运用克鲁格曼提出的三元悖论理论,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环境,并解释货币自由流动、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稳定这三项政策目标无法兼顾的根本原因。     

美联储政策变化、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国际投资者、外资企业和银行流动性冲击的DSGE模型来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我国产出、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下降、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外流和银行系统流动性紧张。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增加和银行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产出、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强。(2)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劳动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并对我国总产出、总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3)为应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动,适当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能有效稳定我国经济波动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实施固定汇率和央行盯住美国利率的政策会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并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短期资本、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短期资本流动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实证检验1994-2015年间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研究结果发现: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对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越来越大,货币政策应该考虑跨境资本流动以缓解国内经济波动,并且纳入短期资本流动后的利率规则能更好地拟合我国利率操作的历史轨迹。进一步建立MS-VAR模型表明:我国跨境短期资本的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高低两个区制,不同区制下对于本国经济的冲击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在高流动性状态下,短期资本外流对于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更剧烈,持续时间更长。本文结果表明随着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我国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维持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研究

金融市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使得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和传导具有更加复杂和非可控的微观因素。本文尝试将非正规金融纳入研究框架,建立四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比较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显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且持续时间较短,导致的通货膨胀上升幅度小。在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上,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更显著。     

劳动市场摩擦与机会主义货币政策

本文在存在劳动市场摩擦的DSGE模型框架下考察机会主义货币政策的合理性。研究发现,当经济中存在显著的工资粘性、雇佣成本和搜寻匹配摩擦时,实行灵活通胀目标的机会主义货币政策在社会福利效果上优于以稳定通胀和产出缺口为目标的标准泰勒规则,并接近无约束最优政策的福利效果。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机会主义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合理的政策选择。     

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

针对当前“稳增长”与“稳杠杆”的双重目标,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财政、货币政 策四种规则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利用我国1995—2016年间的数据进行 估计,然后从平滑机制和联动机制两个层面探讨财政货币政策如何配合问题。研究发现,从平 滑机制看,财政货币政策需要各自加强相机调节力度,从联动机制看,利率需要对税收冲击负 向响应,而政府支出需要对货币供给冲击正向响应。研究表明,与现行政策范式相比,政策搭 配优化后的调控效果较好。     

资产价格与货币、财税政策——文献综述与评价

本文在对研究资产价格与货币、财税政策关系的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总结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研究广泛而深入,而其研究结论又是如此模棱两可,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从税制发展史上看,房地产税收问题更一直是财政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关于资本市场的税制研究,国内外学者似乎着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