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一个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变动:影响效应与实证检验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形成产业间失衡的资源配置效应,导致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工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土地财政以及资源环境代价等问题。通过计量分析可知,财政体制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显著,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于财政分权的影响也较为显著,二者之间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财政分权视角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分析——以加拿大地方政府为例

公共产品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政府问在公共产品供给上有着较明确的分工,而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核心要素,财政分权成为各国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准则之一。通过对加拿大地方财政收支构成、地方财政的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以期对中国地方财政改革有所启示。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科技投入

激励地方政府科技投入需要明确科技投入的生产要素性质,因为地方政府会在支出结构中选择最能增加边际效用的种类,尤其是当资本的产出份额较多的时候,地方政府更有可能减少科技投入、增加经济型公共开支。经济型开支和科技投入中的腐败都减少了均衡的政府开支数量,而且科技投入领域的腐败机会相对较少。研究结果显示,地方财政分权度增加能够促进地方政府增加科技投入,进一步简政放权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此外,地方科技投入和腐败程度负相关,加大科技投入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     

内部控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本文从内部控制角度出发,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了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实证得出,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这种积极影响,部分经由融资约束得以实现,即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一个综述

本文通过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影响、管控的相关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梳理,总结了较为成熟的财政联邦经济体在地方债务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对正处于分权化改革当中的转型国家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最终落脚到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因与分税制度不完善、地方官员激励扭曲、地方融资平台不规范、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需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更加错综复杂,需要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实制度特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分权体制下的民主参与、政府响应程度和公共品供需偏差

文章考察了当前背景下政府对地方民众公共品需求偏好的响应能力,利用1998～2008年期间的公共支出样本值测算了中国地方公共支出偏差指数,并引入不同选区人大代表指标作为民主参与的工具变量,以此体现政府响应能力。实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民主参与和公共品供需偏差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生关联;分权体制导致了政府公共品供给扭曲,而民主参与则部分抵消了公共品供需偏差。     

家族涉入异质性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2013—2019年深沪A股家族企业数据，构建家族涉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模型，关注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探究家族涉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其中，将家族涉入重新界定为家族所有权涉入、管理权涉入和代际传承涉入3个维度，将创新绩效按照创新成果范围划分为技术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两个维度。结果表明：①家族管理权涉入、代际传承涉入均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家族所有权涉入抑制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②家族管理权涉入、代际传承涉入通过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即研发投入在其中表现出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建议家族企业适当降低家族所有权涉入程度，摒弃以限制型社会情感财富的思维逻辑权衡企业创新问题的做法，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家族涉入异质性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2013—2019年深沪A股家族企业数据,构建家族涉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模型,关注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探究家族涉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其中,将家族涉入重新界定为家族所有权涉入、管理权涉入和代际传承涉入3个维度,将创新绩效按照创新成果范围划分为技术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两个维度。结果表明：①家族管理权涉入、代际传承涉入均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家族所有权涉入抑制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②家族管理权涉入、代际传承涉入通过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即研发投入在其中表现出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建议家族企业适当降低家族所有权涉入程度,摒弃以限制型社会情感财富的思维逻辑权衡企业创新问题的做法,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后果,财政分权导致政府间财政竞争,并改变了财政均等状况。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尤其是官员委任制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间财政竞争更易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结构性扭曲。因此,制订合理的政绩考核标准,并相应调整财政体制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当务之急。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本文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解释了改革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建设和改善物质基础设施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文章依据现有的文献和省级面板数据,不仅度量了改革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的存量变化和地区差距,而且运用GMM方法检验了可解释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变动模式的重要变量。本文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深化改革以及其他因素之后,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标尺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分权、Tiebout竞争、向发展式政府的转型对改进政府基础设施的投资激励是至关重要的。     

基于投资溢出效应的集中研发联盟合作伙伴投资策略研究

构建了集中研发联盟间的合作研发博弈模型,研究如何通过选择合理的收益分配方式来降低道德风险、增大联盟成员投入量,促进合作研发成功。研究表明:市场收益率较低时,集中研发联盟宜采用按投入比例分配方式来激励联盟成员增大研发投入;市场收益率较高时,集中研发联盟宜采用平均分配方式;增大联盟间的研发投资溢出效应有利于鼓励联盟成员增大研发投入。     

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

本文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引入不完全人口流动和内生劳动供给选择 ,针对两个不对称的地方经济 ,研究了政府的最优税收、最优公共支出和最优转移支付政策。我们发现了零中央政府收入税和逆向财政缺口 ,在有限政策工具的约束下 ,对应性转移支付也具有缩小区域差距的功能。不同级别政府间的服务竞争和税收竞争极大地影响了个人和政府的最优决策 ,拥挤效应和实际禀赋效应放大了通常意义上的收入效应水平。人口流动和财政分权提高了低生产力地区的福利 ,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高生产力、高禀赋地区对低生产力、低禀赋地区存在隐性的区域间收入再分配 ,中央政府的干预措施一般具有协调区域发展、补贴低生产力低禀赋地区的性质。结合我国东西部的经济现实 ,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打破已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结构 ,提高财政政策效率     

过度自信调节下董事会人力资本与企业R & D投入关系研究

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及冲突理论,以2013-2014年中国创业板149家企业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法考察了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探讨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董事会人力资本广度与企业R&D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②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与企业R&D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③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和广度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皆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对企业R&D投入的促进效用越小,其广度对企业R&D投入的消极作用越强。     

研发投入、国际化程度与制造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分析

以2012-2018年有国外销售收入的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当期、滞后1期、滞后2期研发投入以及国际化程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存在单一门槛值;各期研发投入以国际化程度为门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且滞后1期与滞后2期研发投入的双重门槛值几近相同;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人力投入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负向影响企业价值。研究结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引领我国制造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国际化进程、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财政分权何时有利于治理?

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正试图通过财政分权来加强政府治理。为了弄清分权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发挥有益的作用,文章首先回顾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的意义。基于文献综述,文章认为,分权的益处与地方政府和政府间关系的构建方式密切相关。为此,文章提出了如下建议:确保分权真实有效;促进地方政府更好地行使代表责任、实施更好的治理措施;加大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力度及巩固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