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减持计划新规的经济影响与新交易模式研究

如何有效规制大股东股份减持是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议题.2016年1月,证监会发布"减持规定",强制大股东披露减持计划,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内部人交易"预披露"的重大创新.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计划具有显著信息含量,其市场反应是减持公告市场反应的4倍.减持计划新规全面降低了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能力,不过对控股股东的影响仅限于削弱了事先高位减持能力,事后的长短期获利能力并无显著改变.该规定也诱发了大股东更为偏爱预披露后的紧急减持以实现高位套利目标.本研究填补了"交易预披露"理论构想的实证空白,为政策效果评价进而完善我国大股东减持监管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全球市场加强内幕交易监管提供了政策借鉴.     

内部控制能扎紧董监高的机会主义减持藩篱吗

近年来,董监高减持行为引发了监管当局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如何规范和约束董监高减持行为成为财务学界聚焦的重要问题。由此,本文基于公司层面监管视角考察了内部控制对董监高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是否具有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高质量内部控制显著地降低了董监高减持的择机性,表明内部控制对董监高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治理效应;这一治理效应在法制环境较好地区更为显著,而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均较为显著,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董监高减持的信息优势,部分说明了内部控制发挥治理效应的机理。本研究有助于规范董监高减持行为和检验内部控制制度在我国的执行效果。     

基于股份减持中的大股东隧道行为实证研究

以2007～2009年被大股东减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运用OLS与Logistic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大股东通过操纵重大信息披露在股份减持过程中的隧道行为。得出了在减持前30个交易日被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有显著的正累计超常收益,但减持后30个交易日则出现显著的负累计超常收益;被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减持前披露"利好"消息、减持后披露"利空"消息的概率高;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操纵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概率较高;公司估值(托宾值)越高,大股东信息操纵行为的概率也越大;被减持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与总资产收益率(ROA)对大股东信息操纵行为的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等结论。     

减持新规与遏制炒房政策思路异曲同工

<正>5月27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封堵了"过桥减持""精准减持""恶意减持"等漏洞,旨在提高资本游戏的成本。在顶层设计上,与遏制炒房的政策思路如出一辙,一个"限减",一个"限售",本质上都是增加投机者的运作成本和不确定性。此次减持新规出台前,密不透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鸣锣落地,而且"限减"时间又很紧迫,新规适用时间以股份转让行为发生时间为准,即5月31日前已经解禁但未售出     

实际控制人缺失与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

当前,实际控制人缺失的现象愈发普遍,但关于无实际控制人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监督和信息优势角度实证考察了无实际控制人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与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显著正相关;机制检验表明,公司实际控制人缺失会削弱对内部人行为的监督、降低信息透明度从而影响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进一步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法治环境的改善,可以缓解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下内部人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但当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存在控股股东时,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次数更高。本文有助于强化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监督,也为完善无实际控制人监管提供了新思路。     

高管在减持期间会主动进行媒体披露管理吗?——来自中国深市A股的经验证据

公司管理层对媒体披露的主动性影响已成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以2008~2015年间深市A股上市公司高管减持事件为样本,对媒体披露管理展开了具体研究。实证发现,高管减持期间,公司有明显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而且,在不同的情景之下,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即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公司规模越大时,高管媒体披露管理的行为越孱弱。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公司媒体披露管理方面的研究,为信息披露监管和投资者教育等提供指导和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吗？——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选取2012―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管减持交易行为为样本,依据陆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提供的实验平台,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陆港通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机制分析发现,陆港通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关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股价同步性,降低了高管减持的超额回报,从而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陆港通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治理效应在公司前期盈余管理为负时更显著。本研究为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和类似陆港通交易机制的进一步推行提供了经验证据,为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监管提供了新视角。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信息披露与高管减持

资本市场频现的减持可能出于高管自利性动机从而破坏市场公平交易，因而迫切需研究其治理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能显著抑制高管减持，该结论经PSM、工具变量等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第一，信息披露机制厘清了董责险能有效减弱高管的相对信息优势并抑制其出于自利性动机的减持行为；第二，董责险会增加高管减持成本并降低其自利倾向；第三，董责险抑制高管减持的作用在外部审计和法律监督较弱时更为显著，表明董责险是对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替代；第四，安慰剂检验显示，董责险能抑制高管而非大股东的减持，《证券法》修订和股份解禁的制度性冲击也表明，董责险主要针对高管自利性动机减持而非流动性管理动机减持发挥治理作用。基于保险机构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视角，本文揭示了高管减持的制约机制，并有助于增进对董责险治理效应的认识。     

高管减持如何影响投资者预期?——基于超额融券的经验证据

随着我国融资融券业务逐步扩容,投资者向证券公司融券卖出的卖空交易成为市场消化负面信息的重要机制。本文以高管减持事件窗口期的超额融券量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我国企业高管减持所任职公司股票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估计期,高管减持窗口期超额融券量显著增长,并且减持比例越高或者减持金额越大,超额融券量越高,表明高管减持显著降低了外部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价值预期。进一步研究显示,良好的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降低高管减持对超额融券量的正向影响。本文用超额融券量直观地度量投资者预期变化,丰富和发展了高管减持经济后果的研究,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及监管部门完善相关监管规定具有启示意义。     

股东减持、时机选择与盈余管理——基于中泰化学股东减持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

大股东与高管减持公司股票是内部人交易的主要形式,因其可能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而备受监管部门的关注。本文以中泰化学大股东减持为研究对象,通过事件研究发现,伴随着一系列利好消息的发布,大股东减持获得了显著为正的超额收益,表明其具有较强的时机选择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定期报告的业绩增长推高了减持期间的公司股价,但盈利水平的改善存在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结果表明,内部人交易利用其信息优势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正当权利,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公司内部人具有交易时机的选择能力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卖出股票的证据

本文以内部人卖出股票的交易为对象,研究发现从短窗口来看,上市公司内部人卖出本公司股票时表现出很强的时机把握能力。回归分析发现,在卖出股票时,除董事长和总经理外的内部董事和经理的超常回报显著高于监事和独立董事,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超常回报可能低于监事和独立董事;内部人本人交易的超常回报显著高于内部人直系亲属;小规模公司内部人的超常回报显著高于大规模公司内部人;国有控股公司内部人的超常回报可能高于其他公司内部人。本文经验证据表明,内部人的时机选择能力可能来自于其掌握的非公开信息,且受公司信息透明度影响。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减持也应建立预披露制度

在股票交易中,经常有大宗交易的出现。这个交易往往具备数量大、金额多、附带折价率等特点,其动向往往会影响到整个股票的价格。近日,主营服装的搜于特公司吸引了市场关注,在蹭上“口罩概念”后股价一路爆炒,3月9日触及股价顶峰,该日第二大股东广州高新区投资有限公司(原持股10%)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总股本的1.94%。查该上市公司公告,在减持的15个交易日之前,并无该股东减持预披露信息。市场质疑这属于先减持再公告,涉嫌违规。     

创业板高管怎样为减持铺路

我国创业板高管大幅减持的现象,对企业长期发展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使上市公司未来价值被市场看低,并损害其他中小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上市公司高管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相应的管理操控机会,通常会通过信息选择性披露、会计政策效用性选择、盈余管理操控股价等以获得利益最大化。本文主要讨论创业板高管为实现其政策效用及利益最大化进行减持所做准备的信号及财务手段。及时识别其减持信号和财务盈余管理动向,可以为其他投资者提供参考信号以正确决策和理性投资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自媒体披露的信息作用——来自新浪微博的实证证据

借助网页搜索和文本分析技术,本文在微观市场结构层面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官方微博的信息作用及其特点。实证结果表明,微博披露会带来当日公司股票的超额回报和超额交易量显著增加,其程度不仅受到披露强度、披露信息密度的影响,也受到微博中噪音信息的干扰。此外,当微博对已公告信息进行传播时,相对于没有微博传播的公告会有更强的市场反应。进一步,微博披露对受关注较少的公司影响更大,对个人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影响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微博披露具有信息作用,同时也揭示了微博披露混杂性、平等性、低成本等特点。     

浅析减持新规对定增市场的影响

减持新规首次对减持通过定向增发获得股份的行为提出限制,该规定对定增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次减持新规对定增市场的影响主要有:约束上市公司,使其进行合理再融资,优化其再融资结构;促使参与定增市场的投资者理念向价值投资转变;规范了定增基金市场。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吗？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有效降低了股价波动和股票错误定价,从而显著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环境不确定性和管理层自利性越强,则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效应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发生股权质押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更强;而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治理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显著抑制了高管减持寻租,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高管减持时的择机性。     

高送转、财务业绩与大股东减持规模

大股东利用"高送转"达到减持目的,已成为当前资本市场的"乱象"之一。本文以2010-2015年推出"高送转"方案并且发生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高送转"对大股东减持规模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财务业绩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在发生大股东减持的全部上市公司中,相较于未"高送转"的公司,"高送转"公司大股东减持的比例更高;(2)"高送转"强度越大,大股东减持规模越大;(3)好的财务业绩状况可以抑制"高送转"与大股东减持规模之间的正向关系,相反的,差的财务业绩状况则会加剧二者的正向关系。在考虑盈余管理的影响后,发现现金收益负向调节"高送转"与大股东减持规模的关系,应计收益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地区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减持之关系——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频繁出现地方政府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现象,地方政府减持被理解为充实地方财政、缓解政府财政压力的手段。以我国证券市场2009~2013年发生地方政府减持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地区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减持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被减持公司特征的影响后,所在地区财政压力越大,地方政府发生减持的概率越大,并且减持规模越大。这意味着,当地方政府面临财政资金紧张的局面时,会通过减持其持有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股票来缓解其财政压力。应警惕地方政府在减持过程中利用信息优势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减持激增:市场步入“大非”时代

中登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沪深两市共减持股份8.49亿股,比六月份的4.51亿股大幅上升了88.25%,其中"小非"依然是减持的主力军,占到了减持总量的65.49%,但"大非"减持有明显启动迹象。     

高管减持、信息压制与股价崩盘风险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2007-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高管减持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方向及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1)高管减持股票的金额越大,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高;(2)当高管减持动机越强以及减持效用越大时,高管减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增强;(3)对作用渠道的识别显示,管理层的信息压制行为导致了"坏消息"聚集,最终引发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为后金融危机背景下股价崩盘风险的应对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