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环保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一个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模型

“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环保投入视角，采用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分权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过度环境分权体制下的激励扭曲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促使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适度的环境目标约束正向调节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度的环境目标约束促使倒“U”型曲线拐点前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保投入、企业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事权和管理权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事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激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运用315家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分析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探索环境承诺、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组织认同未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绩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均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可持续探索实践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能通过可持续学习导向实现；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建议。     

环境责任视角下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环境问题是影响我国生态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而积极释放环境履责信号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则是企业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特别是在互联网传媒带来的网络舆论效应凸现的当下,媒介公众的外部舆论压力已成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新驱动力.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环境责任视角,探究公众、媒介外部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作用机制,引入环保投资作为调节变量,构建相应理论模型,并以2012—2018年重污染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众关注与媒介关注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在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存在替代效应;环境责任在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环保投资强化了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非线性关系,但削弱了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激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运用315家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分析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探索环境承诺、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组织认同未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绩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均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可持续探索实践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能通过可持续学习导向实现；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建议。     

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

基于长三角地区367家制造企业有效样本,分析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环境知识学习对绿色创新行为和环境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对环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在环境知识利用性学习与环境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环境知识探索性学习与环境绩效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结论揭示了环境知识学习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组织学习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空间,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化领导力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SEM与fsQCA方法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组织认同理论和情感—认知评价理论，检验数字化领导力各维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绿色组织认同的传导作用和数字化威胁的调节作用。为更好地理解变量间统计关系和集合关系，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238份问卷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力的4个维度均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绿色组织认同在数字化领导力4个维度与绿色创新之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威胁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绿色组织认同间发挥负向调节效应，数字化威胁调节绿色组织认同在数字化领导力与绿色创新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得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的9种前因构型。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组织间学习与绿色创新:绿色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尽管组织间学习已经获得较多关注,但鲜有研究探讨它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从组织间关系和双元性理论视角,提出了组织间的纵向利用式学习和横向探索式学习,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探究了两种组织间学习方式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并检验了绿色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基于203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纵向利用式学习和横向探索式学习都能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相比横向探索式学习,纵向利用式学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更强。绿色吸收能力在横向探索式学习与绿色创新之间也起调节作用,但它并不调节纵向利用式学习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组织间学习方法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丰富并拓展了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     

绿色创业导向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业导向以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提出“绿色创业导向-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框架，以203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绿色创业导向作为一种兼顾环保和经济的战略决策模式，对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有积极影响；②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是企业实施绿色创业导向、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在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③绿色组织认同、绿色创新在绿色创业导向与可持续竞争优势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绿色产品创新对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增强企业绿色竞争优势，基于自然资源基础理论和绿色创新理论，构建了绿色产品创新-企业绿色形象-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的理论模型，明晰了企业通过绿色产品创新构建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的过程。结果表明，绿色产品创新通过企业绿色形象的中介作用提升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绿色创造力和商业环境动态性促进了绿色产品创新对企业绿色形象的影响，同时，绿色创造力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绿色形象的中介作用。因此，企业在不断创新绿色产品提升其绿色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应重视企业绿色形象的建立以及绿色创造力和商业环境动态性的影响，为企业提升产品创新能力和构建绿色竞争优势提供依据，助其实现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网络嵌入、资源协奏对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尽管学术界对网络嵌入已有大量研究,但鲜有学者探讨其对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协奏理论,将网络嵌入划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探讨两者对制造企业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资源协奏的中介作用和环境洞察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不仅对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对资源协奏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资源协奏对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分别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环境洞察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嵌入与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网络嵌入对制造企业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拓展资源协奏和颠覆式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基于供应商创新性开发的绿色产品创新绩效提升策略研究

供应商参与绿色产品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转型意义重大。基于组织匹配理论，揭示制造企业在不同供应商组织适配条件下，均能有效激发供应商绿色创新性，进而提升绿色产品创新绩效的供应商开发策略。来自中国制造业195个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绿色供应商开发激发供应商绿色创新性，进而提升绿色产品创新绩效，但不能同时使用直接和间接绿色供应商开发；当供应商的组织适配主要表现为兼容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直接或间接绿色供应商开发，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直接绿色供应商开发。当供应商的组织适配主要表现为互补时，应采用直接绿色供应商开发，避免使用间接绿色供应商开发。     

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环境注意力配置与产学研合作赋能双重视角

从高阶理论出发,结合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围绕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效应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与不具备学术经历的CEO相比,具备学术经历的CEO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当CEO在学术经历中取得较高职称、具有工科背景、任职于高层次学术机构时,这种效应更加显著;公司所在地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儒家文化氛围能够增强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CEO能够在企业绿色创新中发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并通过提高环境注意力,促进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结论可为企业从高管选聘视角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参考。     

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利用非强制性幅度调整与随机前沿函数构建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效率测度模型,引入经济水平、公众素质、政府扶持强度作为环境变量,基于全国内地30个省市2006-2016年先进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选取门槛计量模型解析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效率评估中规制因素与统计噪音可造成测度结果产生偏差,环境变量对投入与产出松弛存在差异性波动影响,而松弛变量调整前后可使多数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排名发生改变;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下,总体效率依然偏低,而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三大梯度”,具备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单门槛值,但分别呈“U”型与倒“U”型关系,而资本密集度、行业利润率等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呈显著正向推进作用。     

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通过对284家非国有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以及合法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样本分析了政治关联和所处行业竞争强度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且合法性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没有政治关联及处于高强度竞争行业的情况下，制造企业绿色创新通过合法性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更强。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合法性观点，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视为一种获得政府支持的战略，将绿色创新后果的研究从企业经济绩效层面拓展到企业与政府关系层面，不仅跳出了学术界关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否提升经济绩效的争论，也为更好地理解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网络嵌入、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绿色动态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运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绿色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均正向调节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