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的微观证据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本文以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利率市场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风险高的公司在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而在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后,风险高与低的公司,其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显著差异.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市场化通过优化企业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干预更少和处于行业竞争度更高的公司受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更大.本文为深入理解利率市场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提供经验支持,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银行竞争度、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选取2006-2019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与银行竞争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竞争度的提升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的程度越大,银行竞争度提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强;提升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将有助于减轻银行竞争度下降所带来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企业规模越小、管理费用率越低、成长性越好的企业,银行竞争度的提升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大。     

借贷关系强度与委托贷款利率

采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向非股权关联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逐笔交易数据，分析借贷关系强度对委托贷款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借贷双方关系越密切，委托贷款利率越低，且这一效应仅在货币政策宽松时，贷款方存在银企关联时，或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贷款方向民营企业放贷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向国有企业放贷时的利率与向民营企业放贷相比存在折价，且当民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关系时折价更多。     

基于合作视角的企业委托贷款与科技创新

现有研究认为企业基于投机目的 发放委托贷款会导致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并抑制企业创新活动.与此不同,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基于合作目的 发放委托贷款的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发放合作性质委托贷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发现,企业基于合作目的 发放委托贷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贷款企业通过发放合作性质委托贷款,促进技术知识等创新所需资源的共享交换,并通过提高客户质量、增加销售现金流,最终提升企业创新.进一步,在风险承担水平低、受到融资约束、投资机会较多以及无政治关联的公司,合作性质委托贷款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更显著.本文扩展了企业委托贷款问题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企业合作与创新机制的研究文献.     

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制造业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以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用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从供应链金融的视角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会受企业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数字化程度等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带动供应链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等路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依据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海外经历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内部制度环境角度来看,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薪酬制度越完善,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显著;从外部制度环境角度来看,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政府监管较好、存在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力。选取2015—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融资约束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加计扣除政策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在盈利能力较弱、规模较小、研发投入较高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发挥更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优化鼓励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设计提供参考,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金融资产配置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围绕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展开研究,并利用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将由抑制作用转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缓解金融资产配置的挤出效应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     

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及其收敛性分析

本文运用2011～2014年中国229家小额贷款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DEAGlobalMalmquist指数法测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对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分解和收敛性分析。研究发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小幅增长,但增长率不稳定;纯技术效率提升是引起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成立越早的小额贷款公司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越低,小额贷款公司的技术效率面临"增长瓶颈";各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技术效率越低的地区其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越高;小额贷款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的特征,表明小额贷款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在不断缩小。     

供应链金融如何影响涉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涉农企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对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以我国2005—2021年的A股涉农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探究供应链金融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及作用效果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涉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作用机制上，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提高涉农企业创新能力和投资效率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此外，供应链金融在影响涉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融资效应”和“关系效应”两种独特的作用效果。     

地理距离、契约设计与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借贷风险防控——来自中国企业集团内部借贷交易的证据

地理因素对保持距离型市场交易的影响已被大量文献证实,但系统考察地理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研究仍十分匮乏。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企业集团内部委托贷款这一独特数据,我们实证考察了地理距离对企业集团内部借贷契约设计的影响及相关的风险防控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借贷距离越远,针对借款者的契约设计越严苛,不仅贷款者更可能要求借款者提供抵押担保,而且对资金用途施加限制的概率也大幅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地理距离阻碍了信息搜集和监督的经济直觉一致,距离对企业内部借贷契约严苛性的推高作用会因为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摩擦问题差异而改变。而且,基于借贷违约信息的检验结果表明,作为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机制,动态调整契约严苛性这一精巧契约设计有效降低了企业内部贷款违约风险。本文不仅增进了对地理因素影响企业内部资本配置的认识,而且加深了对企业内部借贷契约设计的理解,从而对如何有效防控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

本文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为样本,研究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人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发行增加人均0.31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的发行并无显著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只在中西部省份存在,东部地区并未发现这一机制。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借新还旧现象也正在显现,并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地理距离、契约设计与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借贷风险防控——来自中国企业集团内部借贷交易的证据

地理因素对保持距离型市场交易的影响已被大量文献证实,但系统考察地理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研究仍十分匮乏。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企业集团内部委托贷款这一独特数据,我们实证考察了地理距离对企业集团内部借贷契约设计的影响及相关的风险防控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借贷距离越远,针对借款者的契约设计越严苛,不仅贷款者更可能要求借款者提供抵押担保,而且对资金用途施加限制的概率也大幅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地理距离阻碍了信息搜集和监督的经济直觉一致,距离对企业内部借贷契约严苛性的推高作用会因为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摩擦问题差异而改变。而且,基于借贷违约信息的检验结果表明,作为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机制,动态调整契约严苛性这一精巧契约设计有效降低了企业内部贷款违约风险。本文不仅增进了对地理因素影响企业内部资本配置的认识,而且加深了对企业内部借贷契约设计的理解,从而对如何有效防控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作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委托理财导致上市公司脱实向虚吗?——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

依据2008-2017年上市公司委托理财与专利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委托理财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委托理财规模与理财收益对公司业绩贡献的增加,上市公司总体上创新数量变化不明显,但创新质量却显著下降。对于不同的委托理财而言,上市公司购买银行与非银行委托理财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均为负面,但对创新数量的影响却正好相反。两种类型委托理财对创新数量的影响可能相互抵消,从而导致总体上委托理财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购买更多的委托理财导致上市公司更加倾向于进行风险低的开发性创新,减少风险高的探索性创新。购买银行理财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机会主义创新,而购买非银行理财的上市公司更可能消极创新。总之,基于企业创新视角的分析发现大规模和投机性的委托理财会干扰上市公司创新行为,导致其经营"脱实向虚"。     

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货币扩张、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本文构建了一个刻画实体企业在流动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权衡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创新性地将货币扩张的宏观因素引入微观模型,推演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变量,但都卷入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机制中,然而驱动效应的表现形式要比已有文献的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均是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货币扩张表现为直接抑制和间接促进两种效应。进一步引入宏观风险因素和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则给出了更为细致的信息:货币因素可能通过宏观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和风险规避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金融资产占比层面的金融化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层面的金融化则受到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他类型企业的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基于DSGE模型的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

在绿色金融政策实践与有关学术理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以绿色信贷的激励政策为切入点,提供一种分析绿色金融政策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并基于模型开展量化的政策效果分析。本文在真实商业周期框架的基础上引入银行部门,通过拆分厂商部门为“绿色”与“其它”两部分,并设置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的相关政策,纳入了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发现,针对绿色信贷的贴息、定向降准、再贷款(调整再贷款利率与质押率)均是有效且合意的激励政策,一定强度的政策不仅能够提高绿色信贷量,在绿色意义上优化经济结构,而且对总产出、总就业不会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带来“经济”与“环境”双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