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空间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发展趋势

从新经济地理革命以来,国外经济学界开始比较关注空间经济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是利用新经济地理的垄断竞争研究框架,着力研究不同运输成本等参数条件下的区域和城市经济的均衡布局及其演化;二是根据完全竞争框架内的马歇尔外部性研究空间经济集聚的内在机制。此外,从演化经济或新增长理论的视角研究空间经济也是颇具吸引力的新趋势。     

湾区外向经济与创新经济空间协调性研究——以沪杭甬大湾区为例

湾区经济作为全球化和市场化在特定地域衍生的高级经济形态,其创新性与开放性的空间互动关系更加明显。在探讨二者作用机理和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引入经济集聚度、协调耦合度和空间趋同分析等方法,实证研究了沪杭甬大湾区外向经济与创新经济在多维视角下的协调发展关系。结果显示,2006-2017年创新经济整体增速高于外向经济,上海的核心地位突出;创新经济总体集聚水平向外向经济拟合,但局部集聚空间等级分布差距明显,二者互动能力较弱;创新经济与外向经济的集聚性由磨合向高水平耦合演进,但仍处于中度失调水平,内部城市多处于高耦合低协调状态,但协调状态差异较大;湾区内部两经济系统的空间集聚水平均向自身稳定状态收敛,但外向经济对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不明显。最后,针对结论,对具体协调方案进行了讨论。     

从创新经济治理看政府职能转变与创新

创新经济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全新经济形态,它引发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扁平化和网络化趋势,对政府经济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在创新经济治理中,政府必须摈弃行政本位意识,树立服务主导理念,政府职能要由全面参与主导型向宏观管理服务型转型,同时要根据创新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要求,进行政府职能创新,以适应创新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以2011—2020年香港、澳门以及珠三角9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利用产业集聚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程度,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产业集聚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差距较大;产业集聚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产业集聚水平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状态;从时间跨度的均值来看,各市产业集聚水平参差不齐;从空间分布的情况来看,产业集聚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程度以珠江为界,呈现出“抱湾处高、近陆处低”的现象。     

中国区域经济外向化程度的定量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有了很大差别:东部沿海地区和开放城市由于较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现在已基本走上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中西部地区虽起步较晚,但由于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也开始向这条发展道路迈进。本文主要利用多种统计方法,侧重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我国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外向化程度进行实证研究,进而指出各地区今后发展外向化经济的合理方向。一、区域经济外向化程度的因子分析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选取能反映区域经济外向化程度的8个经济指标(X1～X8)进行因子分析。X1、X2、X3、X4分别为199…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系统耦合协调空间结构与联系研究

深刻把握区域创新系统内部耦合特征与协调机制,是科技强国战略下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活力,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首要问题。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与地学空间方法,利用熵权TOPSIS模型、耦合协调模型、莫兰指数、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质量与创新氛围耦合协调的空间结构。研究发现：①区域创新系统的综合得分呈现“中轴高—四围偏低”的空间结构,广州和深圳的创新氛围与创新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均较高,说明两系统间呈现出有序的螺旋优化状态,而澳门的创新发展存在双重错位现象;②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模式分异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联系紧密的环形创新网络结构,网络空间交易成本和同配性现象显著,深港创新集群的耦合协调联系最为紧密。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10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特征以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基本实现从失调衰退区到协调过渡区的转化,具体可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趋势,即最终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起显著正向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模式研究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探索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空间发展理论和经济系统协调理论为基础支撑,以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协调模式为研究目标,探索出具有时序和空间特征的海洋经济协调模式,在时序上包括点域、点轴和网络型三个发展阶段,在空间上包括粤港澳大湾区中部、东部以及西部的海洋经济空间区域,并设计出各个区域的海洋产业体系及重点海洋产业,最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衔接的促进手段及方式提出了对策建议。     

创新集聚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关联模式

文章以专利数据作为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借鉴产业地区平均集中率指标和市场集中度指标,系统描述并分析了1993—2007年中国制造业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区域结构特征。针对我国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特征,利用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对专利申请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以识别我国创新产出的空间聚集是随机分布的,还是存在一定的分布规律和必然的内在联系。     

区域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引入耦合理论,分析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其中,R&D活动和数字产业化程度对两者影响显著;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在大部分地区表现为从低耦合阶段逐步进入磨合阶段或者高耦合阶段,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整体上东南地区优于西北地区。针对耦合现状,提出当前仍需不断优化要素配置、调整政策侧重点、加强区域协作等政策建议。     

国家海洋创新能力与海洋经济协调关系测度研究

建立国家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两个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在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各项投入产出指标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增加海洋创新绩效和海洋经济潜力分指数,对海洋创新效率及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和潜力予以考察。在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法测算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进而测算2004-2018年我国海洋创新与海洋经济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高,协调关系由中度失调衰退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协调程度变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04-2006年海洋创新滞后于海洋经济发展;2007-2018年海洋创新驱动海洋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大海洋创新投入与提高海洋创新绩效、加快海洋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统筹海洋创新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等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创新要素空间集聚模式演进机制研究

运用空间辐射效应、空间吸纳效应和空间闭塞效应,分析区域创新要素空间集聚模式演进机制,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创新要素集聚现状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从实践中挖掘了这种空间集聚模式演变路径。结果表明,区域创新要素集聚程度首先受地区与邻近区域创新要素集聚空间关联程度的影响;其次,空间关联度在多重空间效应推动下往往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且促使创新要素从空间无序分布状态逐渐向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地区与高度集聚地区靠拢、低度集聚地区向低度集聚地区聚合的有序分布态势跃迁,从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失衡。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以“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助力“一带一路”发展,持续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经济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3个子目标的10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研究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大湾区城市群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大湾区9市2区的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在3个子目标和综合水平表现方面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引领型突出且较少,中等型较多且比较接近,偏低型不少且个别优势突出,湾区城市群互补优势明显”的发展格局。按照高质量创新发展综合水平高低,将9市2区划分为引领型、中等型和偏低型3种类型进行分析,深入把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特点,可为协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创新发展水平提供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