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IT-业务融合与双元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以IT-业务融合、双元环境为调节变量，探究大数据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IT-业务融合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IT-业务融合水平越高，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双元环境能够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其中，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正U型调节作用，而环境竞争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从内外部情境视角解释大数据能力的创新转化，对中国企业大数据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研究

为了厘清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的内在联系,文章采用元分析法萃取分析法对75篇原始文献的107个独立样本进行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采用亚组分析探究潜在测量因素和情景因素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具有中度的正相关关系,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对提升经济绩效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受到这两者的类型、测量方式以及测量条目等因素的影响;在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关系中,经济发达程度情境因素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行业类型情景因素则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会计信息质量、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

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更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创新绩效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本文基于2008—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能否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以及制度环境是否在二者之间发挥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的企业能够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并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进而显著提高创新绩效;制度环境能对公司研发投资产生激励作用;此外,制度环境还在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显著调节作用。从产权性质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结论仅在民营企业中成立,而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从融资约束角度进一步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在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创新网络资源整合、双元创新对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借助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双元创新和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网络资源整合与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创新网络资源整合和双元创新均有利于提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双元创新在创新网络资源整合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创新网络资源整合与探索式创新、探索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在创新网络资源整合、利用式创新和创新绩效之间未发挥显著作用。     

转型升级背景下的风险承担、制度环境与企业市场绩效

文章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企业数据,研究了制度环境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性决定因素,在企业风险水平与企业绩效关系间所起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转型升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市场绩效呈倒U型曲线关系;转型升级中企业的制度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其中政府管理水平维度对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关系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服务环境维度对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也有正向促进作用;要协调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绩效的关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好不同制度环境要素的功效。     

外层网络资源获取、制度环境与孵化器创新绩效研究

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FGLS计量模型，研究外层网络资源获取能力对孵化器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孵化器外层网络资源获取能力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地区总体制度环境对外层网络资源获取能力与孵化器创新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通过对政府治理水平、法制化水平和产品市场发育程度3个方面制度子环境调节作用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地区制度环境调节机制主要体现为对创新激励和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揭示孵化器主观网络支持获取与客观地域制度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孵化器创新绩效，从而为提高孵化器创新绩效拓宽了管理视角。     

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采用2000—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面板数据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在政府研发补贴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产业规模、出口规模和资本投入对创新绩效具有正效应,产权性质具有负效应,技术引进的作用则并不显著;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更为良好,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制度环境主要通过政府同市场关系等四个维度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到区域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制度环境建设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效融合,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审计、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环境绩效

环境审计作为国家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关注环境治理与生态环境效益时也必定会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一定影响。论文基于我国沪市A股工业企业2014—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审计、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审计与企业环境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在不同的产权性质和法制环境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2)环境信息披露在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呈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成果验证了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拓展了工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另一方面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高管任期、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实证研究——以新环保法施行为事件窗口

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以2012-2017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新环保法施行为事件窗口,考察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任期在这一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呈显著正相关;既有任期在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环境绩效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预期任期在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环境绩效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考察新环保法施行后发现,新环保法施行之后,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以及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的正向调节作用均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深入认识新环保法的重要性,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光伏产业的经验数据

选取2009—2019年60家沪深上市光伏企业面板数据,以2009—2019年我国部委及以上部门颁布的243条光伏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15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结果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会抑制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在光伏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在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区域创新环境在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起抑制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在光伏产业政策影响下,国有企业创新绩效不受区域创新环境影响,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负面影响;区域创新环境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但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没有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政府合理制定光伏产业政策及光伏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启示。     

双元创新、企业家冒险倾向与企业绩效研究

基于企业资源基础理论，选取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探究双元创新、企业家冒险倾向、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双元创新中的探索式创新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创新作用不显著；企业家冒险倾向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绩效，并能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但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家冒险倾向是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半调节变量，在分组检验中，对非国有企业组起显著调节作用，对国有企业组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企业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带动企业绩效水平提升提供路径参考。     

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

基于长三角地区367家制造企业有效样本,分析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环境知识学习对绿色创新行为和环境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对环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在环境知识利用性学习与环境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环境知识探索性学习与环境绩效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结论揭示了环境知识学习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组织学习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空间,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开放式创新对节能环保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节能环保企业是节能环保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以上海89家企业数据为基础,就开放式创新对节能环保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节能环保企业对开放式创新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开放式创新对节能环保企业创新同时具有促进效应和替代效应,外部知识互动提升了节能环保企业创新绩效,也可能导致外部技术依赖;开放式创新在技术开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上的影响存在差异,节能环保企业应结合不同创新阶段和企业自身特征有效开展外部创新合作;开放式创新需建立在企业内部创新投入的基础之上,节能环保企业应重视内部创新投入与外部技术消化吸收,实现内外部创新要素叠加。     

互补性资产视角下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学术界和企业界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企业资源与能力的情境探讨。针对绿色创新实践中遇到的惯例刚性与资源刚性,基于互补性资产视角对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作为绿色创新投入的互补性资产,协同柔性和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资源柔性具有负向影响;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能够强化协同柔性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企业实现从“绿”到“金”的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