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创始人职业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创始人自身特征的异质性,本文研究家族创始人职业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家族创始人具有公共部门职业经历的企业,创始人具有企业部门职业经历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高。进一步地,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家族创始人的企业部门职业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强。研究表明,具有企业部门职业经历的家族创始人更偏好风险,其所掌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也更高。本文发展了基于代理理论和控制权理论的家族企业风险承担研究,论证了家族创始人职业经历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作用。同时,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识别企业风险。     

“专一”还是“多变”:高管职业路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文章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高管职业路径划分为“专一”和“多变”类型,研究不同高管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管多变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正向或正U型影响,而专一传统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不显著;(2)高管“多变”和“专一”职业路径都能够提升企业的原创性创新产出,且多变多元型和多变平稳型职业路径对创新产出存在非线性影响;(3)企业创新投入在“多变”职业路径与创新产出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4)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性质会减弱高管“多变”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影响,增强“多变”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原创性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会削弱“专一”型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上述研究结果既丰富了高管职业路径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文献内容,又为企业培养企业家高管、提升创新力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家族企业代际传递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来自创业板市场的经验证据

摘要：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究竟会给企业创新带来什么样影响是一个重要且仍具争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视角,发掘家族企业二代接班者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影响。结果显示：家族企业二代接班者更倾向于激励企业创新行为,这一激励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大内部研发投入而且还会通过资本运作来实现企业外延式创新,上述研究结论在削弱内生性问题又依旧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家族企业代际传递与创新问题提供理论验证,对家族企业创新实践和人力资本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族创始人职业经历与企业财务保守行为研究

基于创始人自身特征的异质性,文章研究了家族创始人职业经历与企业财务保守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与家族创始人具有企业部门职业经历的企业相比,创始人具有公共部门职业经历的企业财务杠杆更低,短期借款占比更小,现金持有更多,且连续三年采用低杠杆的可能性更高。进一步地,企业所处行业的产品市场不确定性越高,家族创始人公共部门职业经历与企业财务保守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越强。此外,家族创始人具有公共部门职业经历的企业会计及市场业绩均更好。研究表明,家族创始人具有公共部门职业经历的企业财务决策更为保守,原因在于这类家族创始人的风险厌恶程度较高,使企业更易形成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文章从创始人职业经历异质性的角度发展了家族企业财务保守成因的研究,以及管理者个人特征与企业财务决策关系的研究,同时有助于投资者识别企业财务风险。     

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与财务柔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适当调整战略差异度是可供选择的现实路径。然而，战略差异度变化带来的风险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与企业初衷背离。为了探究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选择2012—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提升战略差异度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不利于财务资源向创新领域倾斜，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适度的财务柔性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缓解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柔性的调节作用在高股权激励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结论可丰富战略差异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也可为企业通过战略规划实现转型升级，充分利用财务优势提升创新绩效提供对策建议。     

“单向混改”还是“双向混改”?——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日益普遍，但是关于哪种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才能“合得来、混得好”,更好地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这一问题，现有研究对此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利用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既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引入国有资本的“双向混改”路径较仅选择“单向混改”路径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民营企业选择“双向混改”路径较“单向混改”路径，能更好地促进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资源协同，有效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税费成本，使民营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资源，进而减少创新成本，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双向混改”对认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理念的民营企业和设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双向混改”路径不仅会提高民营企业自身创新水平，而且对社会创新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选择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发展理念，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差异化类别的创新补助激励效应实证研究

在创新与非创新政府补助二元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将政府创新补助细分为人才计划、项目支持和成果奖补等3类，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3类补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人才计划类补助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项目支持类补助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成果奖补类补助激励效果不显著；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激励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高管特征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人才计划类补助更能激发国有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而项目支持类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大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信号传递机制是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均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且前者信号功能强度大于后者。     

技术类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效率——兼论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数限额的规定

利用从股权激励相关公告中手工收集的各企业技术类员工股权激励数据,通过逐年倾向得分匹配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技术类员工股权激励对创新效率的总体和动态影响及机制,并分析了企业和股权激励计划特征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技术类员工股权激励通过降低技术类员工的代理成本、提高技术类员工的知识分享及合作与监督、吸引和挽留更多的技术类员工,进而提高创新效率,其对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逐年增强。(2)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董事长不具有研发职业背景以及具有研发职业背景董事占董事会比重更低时,技术类员工股权激励更能提高创新效率。(3)股权激励对每个激励对象的激励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对属于同一部门的技术类员工激励时也存在因激励对象数量过大导致的“搭便车”现象。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员工股权激励的相关研究,可为完善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企业设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及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经验证据。     

外来的和尚念新经？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创新需要企业领导者发起和支持，当受到路径依赖和组织结构阻碍而难以创新时，企业可能依赖CEO继任以激发创新。作为CEO继任的核心问题，CEO继任来源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前期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人力资本专用性理论，分析CEO遴选过程，通过分析不同来源CEO继任者在继任情境下的企业创新决策机制，探索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前任CEO作为重要情境要素的调节作用。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OLS、PSM模型和Heckman二阶段自选择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效应；前任CEO的任期会减弱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效应；前任CEO强制离职会强化上述负效应。     

多元化还是专一性更好

高管职业路径多元化还是专一性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基于手工整理的CEO职业背景数据，通过静态面板回归、动态DID分析以及工具变量2SLS分析得出，CEO的多元化职业路径更有助于增加企业创新投资；从劳动力市场层面的CEO外部选择视角出发，研究发现，失败容忍机制是二者关系的影响渠道；根据企业特征，将其划分为行业主导者和跟随者后发现，信息学习机制是二者之间的影响渠道。最后，通过从创新投入到产出的全过程检验发现，CEO多元化职业路径通过影响创新投入，有助于提升滞后两年的专利产出数量与质量。     

风险资本对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

基于代际传承视角,利用2006-2014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年度数据,检验风险资本对不同代际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外部条件下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何种差异。结果表明,风险资本对创始家族企业和后代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创始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消极作用显著低于后代家族企业。进一步检验发现,当风险资本持股比例较低、在企业扩张期与获利期进入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市场成熟度较高时,风险资本对创始家族企业成长绩效的积极作用显著高于后代家族企业。     

创业投资对异质性创新的甄别效应及作用机制

企业创新活动在质量上存在异质性，采用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二分法，利用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创业投资的影响。使用创业投资哑变量进行Tobit估计和PSM检验，发现创业投资对于突破式创新具有明显的额外激励效应，再使用创业投资持股比例进行Tobit估计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内生性检验，发现创业投资显著抑制了渐进式创新，却与突破式创新呈现出“倒U型”关系，体现了非控股性质的创业投资对于异质性创新的甄别效应。进一步，中介效应模型显示,缓解融资约束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交互效应模型表明吸收能力起到了平滑的调节作用。     

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外部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在不同外部环境下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运用异方差稳健OLS模型和Logit模型，研究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不同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VC早期进入能够显著促进被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②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早，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③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水平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晚，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     

风险投资介入与企业创新：基于PSM模型的经验证据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研究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以2010-2017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模型,实证分析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风险投资介入显著促进专利申请量，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外观设计专利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考察不同背景和投资策略的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与单独投资相比，联合投资对专利总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增加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私营风险投资和外资风险投资相比，国有风险投资具有更强的发明取向和更长的投资时间，能显著促进发明专利等创新绩效提升，而私营和外资风险投资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考虑控制权转移的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机制研究

企业控制权是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融资的重要工具。从控制权转移激励与约束角度,构建了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融资中控制权转移激励与约束契约设计的两阶段模型,探讨了科技型小微企业投入的自身财富水平、投入风险项目的知识产权价值、努力水平、市场声誉、风险项目成功率、风险项目产出的变现性与可控性、风险项目运行的在职消费水平、风险投资者获取的剩余价值索取权、风险项目投资额度、风险监控成本、风险项目的战略收益、风险项目运行的私人收益与共享收益、科技型小微企业投入人力资本的专有性和专用性、风险投资者的投资专用性以及风险投资者风险规避程度等因素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定量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融资控制权转移的激励与约束契约设计机制,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投融资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风险投资驱动企业“脱虚向实”了吗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那么风险投资能否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区域企业中。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被投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改善并未促进企业金融化，而是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丰富风险投资与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研究，证明风险投资能够驱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对政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金融回归实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两代共存治理与中国家族企业技术创新

针对中国存在的一代创始人和二代继任者共同治理家族企业现状,分析不同共存治理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理论,结合中国实际,从两个角度分类两代共存治理模式,即显性角度下二代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位和隐性角度下一代在重大决策中担任重要角色。结果表明,二代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位时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变化,但是“二代主导、一代参与”共同治理模式下企业创新绩效显著高于一代主导和一代完全退出的模式。同时,分析两代共存治理模式下其它影响企业决策的家族因素,如创业元老和其他家族成员等在高管团队（TMT）中的比例。研究发现,高管团队（TMT）中家族成员数量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但在“二代主导、一代参与”模式下,这种负向影响程度变弱。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管理具有一定实践和理论意义。     

职业经理人、组织地位赋予与企业创新——来自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有效融合是促进企业创新的先决条件。聚焦家族企业赋予职业经理人组织地位这一融合途径,探究家族企业赋予职业经理人组织地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族企业赋予职业经理人组织地位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相较于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对职业经理人组织地位赋予与企业创新关系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处于经理人市场发达地区、从属高技术行业以及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职业经理人组织地位赋予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家精神在职业经理人组织地位赋予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可为理解家族企业如何与职业经理人有效融合,进而促进创新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CEO技术专长与企业技术资本积累——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CEO技术专长对企业技术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及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CEO技术专长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资本积累；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较为显著；规模大且CEO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企业，CEO技术专长的直接效应、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明显高于规模小且CEO实施限制股票激励的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CEO技术专长的直接效应、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更突出。     

Determinants of control structure choice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investors in venture capital-backed startups

This study examines two kinds of control structures in venture capital-backed startups. Based on 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 we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se control structures in venture capital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vestors, entrepreneurs, and startups. In particular, we show how factors such as bargaining power, monitoring costs, private benefits, and risk aversion impact the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 Using the survey data on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venture capital-backed startups in China, we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s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control structures of thes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full sample of enterprises, we find that the stronger the venture capitalist’s bargaining power and the higher the monitoring costs, the more likely investors and entrepreneurs are to prefer joint control. Further, the greater the entrepreneur’s financing need and private benefits, the more likely investors and entrepreneurs are to choose joint control. High-tech startups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a joint control model than those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high-tech startups at an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for high-tech startups, th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joint control show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investors’ strategic benefits a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investors’ risk aversion. Regarding startup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vestors’ strategic benefits and risk aversion have an in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control struc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