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基于互联网资源量与普及度双重视角

以2006—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两个维度测度区域企业家精神水平，并从互联网资源量和互联网普及度双重视角，全面探究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资源和互联网普及不仅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家精神水平提升，而且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的企业家精神差距，互联网可以成为新时代下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新动能。由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具有显著非线性门槛特征且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其中，互联网资源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规律，具有网络效应；互联网普及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高水平陷阱。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互联网＋企业家精神”融合策略。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

强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为此,文章立足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及其分解指数均能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但激励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前向关联参与度的正向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在异质性层面,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存在明显主体、区域和城乡异质性。在非线性特征层面,全球价值链嵌入在研发人员、政府支持和技术扩散单一门槛约束下,对区域创新的激励效应呈边际递增态势;在对外开放单一门槛约束下,则呈边际递减趋势。     

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实证探析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且该作用具有持续增强的动态规律特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分别呈现出边际递增非线性、倒“U”型以及正向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公共财政支农偏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调节作用呈“N”型特征，数字农业生产力对二者的调节效应则呈倒“U”型特征。     

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线性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采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采用线性面板模型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互联网发展提高了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人均碳排放量,第二产业增加提升了人均碳排放量。考虑门槛效应时,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单门槛,即互联网发展与碳排放是倒"U"型的关系,当地区互联网水平处于中低水平时,互联网发展显著增加了地区的人均碳排放,当互联网发展水平越过门槛时,互联网发展又表现为抑制碳排放的增长。     

新型城镇化助推了共同富裕吗?

基于2004—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借助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可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是新发展阶段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整体呈西北>东北>西南>华南>华中>华北>华东的分布格局。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单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积累门槛条件下,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在产业结构升级门槛条件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表现出U形作用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不同门槛条件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对处于不同分位点的共同富裕影响存在差异。应着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立人力资本流转机制,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助力。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制度环境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检验

基于2001-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制度环境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中低市场化进程和中等法制水平下,社会资本对专利申请授权数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强政府干预下社会资本对专利申请授权数的正向影响要强于弱政府干预下的影响;在高市场化进程和中强程度政府干预下,社会资本对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低法制水平下,社会资本与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显著负相关。     

政府科技支出如何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思考

考虑区域创新中政府、企业及市场间的作用,理论分析中国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理,采用30个省区（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2008—2020年面板数据以系统GMM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效应及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和正向滞后效应;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力受到企业创新绩效、市场化程度的单门槛效应影响,存在效力发挥的关键期。研究有助于理清区域创新中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对政府资金干预区域创新的形式作出思考,提升政府科技支出效率,增强区域创新能力。     

我国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证据

采用我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3～2012年的面板数据,以电信基础设施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电信基础设施双门槛效应,电信基础设施门槛值分别为4．031和4．552。我国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人力资本仅仅在电信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辽宁省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辽宁省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在门槛变量的最优规制区间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效果更为显著,其余变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均为正向影响。     

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

利用2006-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共4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首先,运用拓展DEA法对两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然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进一步以互联网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门限模型,探析互联网发展对创新要素在城市群流动的协同创新效应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且存在群际差异;在两大城市群内,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现非线性,创新人员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倒U型”特征,创新资本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U型”关系,相应拐点在不同城市群呈现异质性。     

互联网金融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效率吗——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8年全国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少剔除）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加速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该影响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技术企业多元化战略对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持续创新内生机制，利用435家高技术企业2010—2018年面板数据，对多元化战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产品多元化与创新持续性呈正U型关系，技术多元化对创新持续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品多元化与技术多元化协同效应对创新持续性具有负向影响；动态能力强化了产品多元化与创新持续性之间的正U型关系，并正向调节技术多元化与创新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在动态能力调节作用下，高技术企业产品多元化与技术多元化协同效应对创新持续性具有正向影响。     

促进、加速与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系统揭示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3—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和空间杜宾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区域创新绩效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绩效、发明创新绩效均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的创新绩效和非发明创新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发明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区域创新能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首先,建立4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Moran′I检验证实了农业生态环境空间相关性;其次,构建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的空间计量模型,将区域创新能力纳入研究框架,运用2005-2013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区域创新能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并对各影响因素空间效应进行分解;最后,对统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呈正U型曲线关系,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将显著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并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质量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于2005—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首先通过OLS、DIFF GMM、SYS GMM3种基准线性回归方法论证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以OFD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构建以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门槛回归模型。结果发现：随着地区腐败程度加深,我国区域创新能力逐渐减弱;以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跨越门槛点后OFDI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作用依次增强。最后,结合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地区腐败、市场化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动态即期冲击。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单位变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正向冲击且持续性较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地区腐败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向冲击作用。     

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采用2000—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面板数据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在政府研发补贴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产业规模、出口规模和资本投入对创新绩效具有正效应,产权性质具有负效应,技术引进的作用则并不显著;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更为良好,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制度环境主要通过政府同市场关系等四个维度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到区域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制度环境建设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效融合,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外商研发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的影响——基于1999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笔者采用1999年～ 2008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研发投资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研发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知识获取能力、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知识创造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对技术创新环境和知识获取能力的正效应强于国内企业研发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正效应弱于国内企业研发投资.     

信息扩散、产业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绩效——基于2005—2018年区域面板数据的动态分析

为了探索信息扩散、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动态影响关系,寻找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及技术创新驱动的主要因素,使用2005—2018年我国区域面板数据,采用VAR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及状态空间模型,对信息扩散、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绩效的边际影响力呈倒U形曲线,而信息扩散对技术创新绩效的边际影响力呈递增趋势,信息扩散对产业集聚的边际影响力呈线性增长态势,而技术创新绩效对产业集聚的边际影响力呈倒U形曲线;②不同地区信息扩散与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且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信息扩散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产业集聚的影响,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信息扩散的影响;③不同地区信息扩散与技术创新绩效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应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且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绩效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大于信息扩散的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信息扩散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大于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