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污染密集型产业与能源、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充分考虑能源环境因素才能正确度量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2004—2008年中国工业部门中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考虑了4种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明显大于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规模结构和环境规制程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推动作用。     

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效应研究

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28个省份1997—2018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要素市场扭曲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符合中国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际水平;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多数源于农业技术进步,较少出现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双轮助推的情形;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速较缓慢,且不同地域存在显著差异;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晋陕蒙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晋陕蒙作为黄河流域重要的能源富集区,其采矿业高质量发展对黄河流域采矿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科学测算GTFP能客观描述科技进步与创新、规模收益等对产出增长的驱动/阻碍情况,为其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然而,现有采矿业GTFP研究较少将经济、能源、环境因素同时考虑在内,导致测算的GTFP与实际有一定差距。为此,将能源消费量与CO_(2)排放同时纳入研究框架,采用SBM模型测算出考虑CO_(2)与不考虑CO_(2)排放的平均技术效率值,在此基础上运用GML指数测算出2000—2018年晋陕蒙采矿业5个细分行业GTFP,并按区域与时间进行分解。研究发现:该区域采矿业高效发展与绿色生产间的协调、可持续性较差;技术进步是采矿业GTFP增长的源泉,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是技术效率降低的主因,且前者的阻滞作用更大。考察期内,采矿业GTFP年均增长率为1.2%,除黑色金属矿选业年均增长率为-0.4%,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业为0,剩余细分行业均为正增长。晋陕蒙要继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协同改善技术效率,助力实现黄河流域采矿业高质量发展目标。     

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及其收敛性研究

本文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1978～2008年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演进和空间分布,并对其进行了收敛性检验。结果表明。1978～2008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4.3％的速度增长,其中技术进步年均增长4．7％,而技术效率年均下降0．4％,可见农业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促使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稳步增长的主要源泉动力。同时,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明显地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技术效率上,中、西部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收敛性检验表明,中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明显的a收敛和β收敛,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并朝着各自的稳定状态发展。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环境责任对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为了解环境责任与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基于2020年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的大型建筑企业2009—2019年数据,采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方法测度了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运用Tobit回归分析了环境责任对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多数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上升状态,且受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提升的双重驱动;(2)环境责任能够显著促进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独立董事比例、企业规模会抑制大型建筑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营商环境及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则能显著提高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研究为大型建筑企业加强环境责任建设,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实践指导。     

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评析

生产率发展水平的分析和测算,一直是各国和各行业关注的热点,它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如何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推进技术进步和加强现代化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关于生产率的研究也从最初的单要素生产率发展到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了回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进行简要评述。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提出几点启示。     

污染型行业区域布局的转移趋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在Battese and Coelli(1992)模型基础上,采用非中性技术进步超越随机前沿模型,对2003-2008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7类污染型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测算各行业在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情况。分析结果发现,大部分污染型行业在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都比东部地区要高。从经济效率来看,大部分污染型行业势必在未来布局选择上会倾向于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西部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都相对较弱,污染型行业向这些地区大规模转移必然会导致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对此,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对污染型行业的优化布局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信息化发展水平、资源依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信息化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对于资源地区走出“资源诅咒”困境意义重大,但一直被学界忽略。创造性地将信息化发展水平引入“资源诅咒”论述中,采用DEA—Malmqusit指数方法测算了2003-2017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分析了信息化发展水平在资源依赖与GTFP关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①信息化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导致资源依赖与GTFP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信息化发展水平低于门限值时,无论资源依赖程度如何变化,它与GTFP的关系总是处于倒U型曲线右侧,即位于“资源诅咒”部分,而当信息化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无论资源依赖程度如何变化,它与GTFP的关系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位于“资源祝福”部分;②信息化发展水平是显著影响资源依赖与GTFP的倒U型曲线拐点右移的要素,信息化发展水平提升能推迟或阻止“资源诅咒”的到来。     

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趋同分析

利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99—2008年中国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趋同理论深入分析了差异的演变规律和内在机制,同时探求造成TFP增长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研发创新TFP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研发创新TFP不仅存在绝对趋同,而且形成东、中、西三大俱乐部趋同,此外还存在明显的条件趋同,信息化水平、利用外资水平、人力资本等是影响中国研发创新活动发展空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来自中国内地26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7年中国内地261个城市数据为例，运用非线性门槛模型与动态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分别基于协调、非协调与空间溢出情境，对制造业集聚布局与城市化发展协同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更能助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当城市化水平超过0.424 1、制造业集聚度小于0.706 7或超过1.291 1时，非协调协同驱动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激励机制便会失灵。全样本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能够为整体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机遇。但长期来看，地区间要素流动和重组将引致绿色先行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稳态微妙失衡，从而导致期望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中断。异质性城市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当前绿色极点仍集中在新一线、一线与二线城市，三线、四线与五线城市的绿色极化效应尚不显著，区域间绿色回流与溢出效应尚不明显。     

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分析了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1996—200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为了减少计算偏差,我们在使用承认无效率项存在的生产前沿技术的同时,引入了人力资本要素。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迅速,30个省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差距逐年扩大。同时我们发现在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后,1996—2003年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得益于技术进步;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存量,则低估了同期的效率提高程度,而高估了期间的技术进步指数。     

中国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分析

利用2004—2020年中国11大军工集团财务报表数据,从企业微观角度出发,运用LP方法计算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国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增长率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但低于高技术产业增速,说明国防工业技术进步比较明显,但进步速率还不够高;各细分军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电子工业和船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比其它军工行业高。收敛性分析表明,国防工业中,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企业对较高企业具有追赶效应。建议军工行业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发展质量;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点扶持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行业,促进军工行业协调发展;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促进先进民用技术转军用。     

经济发展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悖论

因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引进技术的后发优势,而技术设备的引进表现在资本存量的增加上,而不是表现在研发的增加上,所以当发展中国家采用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核算公式时会低估发展中国家的TFP增长率,这就是经济发展中的TFP悖论。本文发展了一个正式模型来调和这一悖论,模型分析表明,传统方法的低估会随着发展中国家用于引进技术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大,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的增加而增大。     

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与 Malmquist-Luenberger （ML）指数,构建了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技术进步要素偏向判别模型。以 2006-2016年海洋经济投入产出相关数据为基础,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时期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增长的差异。研究显示：第一,从全国来看,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然而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第二, 从地区视角分析,技术进步是11个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绿色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且技术规模的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第三,就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角度而言,海洋经济整体上呈现出海洋劳动与资源的依赖性特征,但是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呈现出节约资本,使用劳动和资源的特征,证明我国节能环保政策初显成效。     

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取决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决策影响。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估计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赋能资本、劳动要素后的要素深度融合,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与劳动密集型工业相比,数据要素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将研发决策纳入后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囿于高风险的利用型研发决策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能够促进数据要素赋能传统要素,二者有效融合能够显著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